“拾珍”行动带来的技术红利与社会涟漪仍在持续激荡，高岩的目光却已投向更底层、更关乎长远的基石——如何将这股爆发式增长的力量，纳入一个稳固、高效、可预期的制度框架之内。技术的猛兽需要牢笼，经济的洪流需要河床，国家的肌体需要更强健的骨骼与神经网络。一场旨在为共和国立规立矩的深层变革，悄然拉开序幕。
一、法治之锚：从《工律》到《商典》
工业发展总署推行的《工律》已在工厂车间初步树立了权威，但其范围终究有限。高岩授意司法部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牵头，组织大批法学家、经济学家和实务官员，开始起草一部更具根本性的《中华共和国商典》。
这部法典的编纂，遇到了远超《工律》的阻力。草案中关于“契约自由”、“产权保护”、“公司法人地位”的条款，在内部讨论会上引发了激烈争论。
“土地、矿藏、河流，乃国家之根本，岂能容私人肆意买卖、据为己有？”一位出身农村根据地、思想传统的高级干部拍着桌子，“这《商典》草案，分明是在为资本家张目！是要动摇国本！”
财政金融委员会的负责人则据理力争：“若无明晰的产权界定和稳定的法律预期，谁敢倾家荡产去投资兴业？‘拾珍’引进的设备，难道最终只锁在国营厂的仓库里？我们必须激活民间力量！《商典》不是鼓励土地兼并，而是划定边界，让国家资本、集体资本、民间资本都能在规则内有序运行，各得其所！”
争论的焦点，还集中在“有限责任”和“破产程序”上。反对者认为这是“纵容投机，逃避责任”；支持者则强调这是现代经济降低风险、鼓励创新的必要设计。
高岩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让各方充分陈述。在争论达到白热化时，他才缓缓开口：“我们搞革命，打破了一个旧世界。现在建设新世界，不能无法无天，更不能靠拍脑袋。《商典》要立的，不是资本的特权，而是市场的规矩，是无论国营、民营，无论大小商人，都必须遵守的底线。它保护合法经营，也惩罚不法行为；它明确权利，也界定责任。没有这个规矩，我们的经济就是一盘散沙，永远成不了气候。”
他定下基调：“《商典》必须搞，而且要尽快搞出来。原则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与公共安全，保护合法财产权与经营权，促进公平竞争，推动经济发展。具体条款，可以争论，可以修改，但这个方向不能变。”
最高统帅的决断压下了主要争议，《商典》的编纂进入快车道。与此同时，《土地管理法》、《矿藏资源法》、《劳动保障暂行条例》等一系列配套法规也加速制定。共和国试图用法律的准绳，为狂奔的经济野马套上缰绳，指引方向。
二、标准之网：度量衡与“国标”
技术的消化吸收，暴露出一个更为基础性的问题——标准不一。来自德意志的螺钉可能与英吉利标准的螺母无法拧合；北美图纸上的英寸标注需要换算成公制才能在国内车间加工；甚至不同国营厂生产的同一型号零件，也往往无法通用互换。
格物院下属的“国家标准计量局”被提升至更高规格，一场覆盖全国的“度量衡统一”与“国家标准（国标）”制定运动全面展开。公制被强制推行，旧制的尺、秤、斗被逐步淘汰回收。各行各业的技术专家被集中起来，日夜不停地制定从螺丝螺纹、轴承规格到材料牌号、产品性能的成千上万项“国标”。
阻力同样无处不在。习惯了“祖传手艺”凭感觉的老师傅，对要求使用标准量具和严格按照图纸加工极为抵触。“差一厘不碍事”的经验主义，与“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工业精神激烈碰撞。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工人藏起公制量具，继续使用旧制工具的“软抵抗”。
高岩对此的态度异常强硬：“标准化，是工业化的灵魂！没有统一的标准，就没有大规模生产，就没有质量保证，就没有未来的产业升级！这件事，没有价钱可讲！通知各级政府和厂矿负责人，推行‘国标’，阻力再大也要推行！哪个厂因为标准问题导致产品无法互换、质量不合格，就追究哪个厂领导的责任！”
强力的行政推动下，标准的巨网开始笼罩共和国的工业体系。虽然初期阵痛剧烈，但带来的长期效益是巨大的——生产效率提升，质量稳定性增强，维修保障简化，为未来的产业协作和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神经脉络：统计与审计
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活动，高岩深感过去那种依靠粗略估算和层层汇报的管理方式已经落伍。他要求成立直属国务院的“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审计总署”，构建共和国的“神经脉络”和“免疫系统”。
统计局的任务是“摸清家底”，建立覆盖全国、涵盖工农商学等各领域的统计报表制度，准确、及时地反映经济运行状况。从钢产量到粮食收购价，从人口出生率到铁路货运量，海量数据开始被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为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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