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三载的华清宫之宴，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很快便消散了。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往常的轨道。
王徽（王秀）依旧低调，每日奔波于官署和府邸之间。
王家的生意依旧红火，南迁的计划也在秘密而迅速地进行着。
江南的土地被大片大片地买入，新的窑厂、丝绸庄、茶叶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福伯亲自挑选的那些孤儿，在专门的学堂里，学习着这个可以说超越这个的知识。而王策，那个精力旺盛的次子，则被王徽（王秀）送到了周侗的麾下，开始接受更严酷的武艺和兵法训练。
王秀试图将一切都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为即将到来的乱世，构筑一个最坚固的堡垒。
然而，历史的车轮，并不会因为他一个人的努力而停下脚步。
朝堂之上的风向，变得越来越诡异。
李林甫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他身为宰相，却嫉贤妒能，打压异己，将整个朝堂变成了他的一言堂。凡是才能和声望可能高过他的人，都会被他用各种手段排挤出京。
许多曾经名噪一时的能臣干吏，或被贬谪，或被流放，朝中正气为之一空。
王徽（王秀）因为官职低微，从不参与政斗，倒是没有受到波及。
但他敏锐地感觉到，整个大唐的政治生态，正在迅速地恶化。
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提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策略——重用胡人将领，让他们执掌边疆的军镇，以防备那些功勋卓着的汉人将领入朝拜相，威胁到他的地位。
这个策略，得到了早已厌倦了朝政，一心只求享乐的唐玄宗的批准。
于是，一个巨大的怪物，在所有人的默许下，开始疯狂地成长。
安禄山，那个在华清宫里跳胡旋舞的胖子，成了这个策略最大的受益者。
天宝三载，他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
天宝六载，他又兼任范阳节度使。
天宝十载，他再兼任河东节度使。
一人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大唐北方最精锐的近二十万大军，权势之大，已然是前无古人。
他每年都会带着大量的奇珍异宝和重金，来到长安，贿赂朝中的权贵，讨好皇帝和贵妃。
他认了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杨贵妃为“干娘”，每次入宫，都先拜贵妃，再拜皇帝。皇帝问他为何如此，他便憨厚地回答：“我们胡人的规矩，是先有娘，后有爹。”
这种种荒唐的行径，非但没有引起李隆基的警惕，反而让他觉得安禄山对自己忠心耿耿，是个可以完全信任的“好儿子”。
王徽（王秀）每次在宫中远远地看到安禄山那副谄媚讨好的嘴脸，心中都感到一阵阵的发冷。
他知道，这头猛虎，已经养得太肥了。
肥到，快要挣脱笼子了。
而就在此时，朝堂之上，又起了一场新的风波。
天宝十一载，权倾朝野的李林甫，病死了。
他的死，非但没有让朝堂的局势好转，反而变得更加糟糕。
因为，另一个更加贪婪，更加愚蠢的人，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杨国忠。
杨贵妃的堂兄。
他靠着裙带关系，迅速地取代了李林甫的位置，成为了新的宰相。
如果说李林甫还是一个有能力的奸臣，那杨国忠，就是一个纯粹的蠢货。他除了贪财和排斥异己，对治国理政一窍不通。
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安禄山争权夺利。
两人在朝堂之上，斗得你死我活。
杨国忠不断地在皇帝面前说安禄山的坏话，说他有反心。而安禄山，则每次都派人快马加鞭地向皇帝哭诉，说自己被杨国忠陷害，自己对大唐忠心耿耿，日月可鉴。
李隆基被这两人搞得不胜其烦，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他那个“好儿子”安禄山。
他觉得，杨国忠是在嫉妒。
王徽（王秀）冷眼旁观着这一切，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要出事了。
天宝十三年，王家在洛阳和长安的所有核心产业，都已经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江南。
王徽的妻子李氏，带着长子王佑和三子王谦，在数百名护院的护送下，以“南下省亲”的名义，离开了洛阳，前往扬州定居，而妹妹一家早就到了江南。
整个庞大的王氏家族，几乎被搬空了。
只剩下王徽，和已经成长为一个英武少年的次子王策，还留在洛阳。
王徽留下，是因为他身为朝廷命官，不能无故离开。他需要留在这里，为家族站好最后一班岗，也为了亲眼见证，那场即将到来的风暴。
而王策留下，则是因为他死活不肯走。
“爹！我不走！”王策站在王徽面前，梗着脖子，一脸的倔强，“我要留在洛阳！我要上阵杀敌，保家卫国！这才是男儿该做的事情！”
虽然他从来没和家里人说过将要到来的战乱，但明眼人都可以感受的到，如此大动干戈，肯定会有大事发生。
王徽（王秀）看着自己这个儿子，心中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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