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一种深刻的屈辱，像粘稠的沥青，一点点糊住胸口，让我呼吸不畅。当初进这家设计院时的意气风发，那些挑灯夜战画图、为一个数据争得面红耳赤、最终方案通过时的狂喜……都像被这七天的等待磨得褪了色，只剩下一种深深的疲惫和荒谬感。我为什么要走？是因为那永远改不完、越改越背离初衷的甲方意见？是因为那论资排辈、看不到希望的职业天花板？还是因为上次那个我倾注心血的项目，最终署名时，我的名字被毫不客气地挤到了第三个，前面是两位我连面都没见过几次的“领导”？
都有。那是一种缓慢的窒息。而递上离职报告，是我为自己争取的一次剧烈呼吸。
可现在，这口气，被堵在了院长办公室门口，堵在了那盆枝繁叶茂的发财树下，堵在了那些若有若无的“门神”议论声里。
第八天。早晨。
我站在那扇暗红色的实木门前，没有像前七天那样，先坐到那把椅子上“守株待兔”。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在光洁的深色地板上拉出长长的亮斑。那盆发财树在晨光中绿得有些刺眼。我看着门板上细腻的木纹，像河流，也像迷宫。门把手是冰凉的黄铜材质，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七天了。整整一百六十八个小时。我数清了一百八十七片叶子，听够了所有的“在开会”、“很忙”、“回头说”，也受够了“门神”这个称呼。
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撞击着，血液冲上头顶，又在四肢末端变凉。一种破釜沉舟的情绪，取代了连日来的焦灼、屈辱和犹豫。不等了。今天，必须有个结果。
我没有敲门。
手上用力，猛地一推。门轴发出“吱呀”一声干涩的呻吟，打破了走廊里惯有的压抑宁静。
办公室内的景象，随着门扇的开启，扑面而来。宽大，厚重，地毯吸走了所有杂音。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居于房间中央，像一艘旗舰的指挥台。院长李建国就坐在桌后，背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窗外是城市灰蒙蒙的天际线。他正低着头，在看一份文件，听到门响，有些愕然地抬起脸。
逆着光，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太真切，但那份被打扰的不悦，即使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我迈步走进去，反手轻轻带上门，将外面所有可能窥探的目光隔绝。脚步声被厚厚的地毯吞噬。我一直走到办公桌前，站定。然后，将手里那份已经被汗水浸得边缘有些卷曲、皱皱巴巴的离职报告，放在了光滑冰凉的红木桌面上，正对着他。
“李院，”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干，但竭力保持着平稳，“这是我的离职申请，请您批准。”
办公室里有一瞬间的死寂。只有空调系统低沉的送风声，像背景噪音。
李建国靠在宽大的皮质老板椅里，目光从我脸上，慢慢移到我放在桌上的那份报告上。他没有立刻去看报告，反而，嘴角一点点弯了起来，露出一个绝对称不上是笑容的弧度。那笑容里，没有惊讶，没有意外，甚至没有一丝一毫被打扰的怒气。只有一种……一种意料之中、甚至带着点玩味的审视。
他忽然笑了出声，不是呵呵那种，而是从喉咙深处溢出来的、低沉而短促的笑声。
“小陈啊，”他身体微微前倾，双臂交叠放在桌面上，目光像钩子一样锁住我，“等你很久了。”
这句话，像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混乱的涟漪。等我？很久？什么意思？
他没理会我的怔忡，不紧不慢地拉开右手边的一个抽屉。那抽屉滑轨顺滑，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从里面取出两份薄薄的文件，动作从容，甚至带着点仪式感。
“啪”、“啪”。
两声轻响，几乎同时落在桌面上，就放在我那份皱巴巴的离职报告旁边。
一份，是白色的普通A4纸打印的。
另一份，纸张明显精良许多，带着隐隐的暗纹，标题是醒目的加粗宋体。
我的目光，先被那份精良纸张上的标题抓住——《关于陈远同志职务晋升及薪酬调整的通知》。心脏猛地一跳，一股混杂着惊愕和本能渴望的热流，不受控制地窜上来。
但我的视线，随即又死死钉在了旁边那份白色文件上。上面是更大、更黑的加粗字体：《竞业限制协议》。
“签了它，”李建国伸出手指，先点了点那份白色的《竞业限制协议》，他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在桌面上叩出轻微的响声。然后，指尖平移，落在那份《晋升通知》上，声音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或者，签这份。”
他抬起眼，目光像两把淬了冰的刀子，直直地刺向我。
“你自己选。”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冻结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粗重的呼吸声，和空调那永恒的低鸣。
原来是这样。
这七天，根本不是什么等待。不是他忙，不是他没空，不是他忘了。这是一场无声的博弈。他在门里，我在门外。他用那扇厚重的实木门，用那些冠冕堂皇的借口，用这整整七天的时间，作为一个压力舱，在消耗我的意志，在测试我的决心，也在……准备着他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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