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声音不算特别响亮，但清晰、稳定。老张愣了一下，推了推眼镜，含糊地“哦”了一声。主持会议的主任看了她一眼，眼神里似乎有了一丝不同的东西。
那天晚上，她在咨询笔记上写道：“今天，我第一次在‘委屈’来袭时，没有逃跑。我听见了它的声音，它告诉我，我需要被尊重，需要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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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是细微而缓慢的，但确实在发生。
她开始学着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划下一条模糊但确实存在的界限。她不再把工作图纸带回家画，而是在下班前，用十分钟整理好次日思路，然后告诉自己：“工作模式关闭。”回到家，哪怕再累，她也强制自己放下手机，专心陪孩子玩十五分钟积木，或者读一本绘本。这短短的十几分钟高质量陪伴，竟让她内心的愧疚感减轻了许多。
她也不再硬扛。有一次，孩子高烧不退，丈夫出差，她看着手头即将到期的图纸，第一次拨通了主任的电话，清晰地说明了情况，请求将工期宽限一天，或者请同事暂代。主任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说了句：“孩子要紧，工作你安排好。”
放下电话，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没有委屈，没有眼泪，只有一种为自己争取到空间的、微小的胜利感。
又一个周四，心理咨询室里。
“上周，哭了几次？”周老师问。
刘莹认真地回想：“两次。一次是看到孩子画的全家福，把我画得特别小，躲在爸爸身后，当时很难过。另一次是……看电影感动哭的，不算吧？”她说着，自己都忍不住笑了笑。
“当然不算。”周老师也笑了，“感觉怎么样？”
“像……像一直漏水的阀门，终于被自己一点点拧紧了。”刘莹想了想，认真地说，“周老师，我好像明白了一点。家庭和工作，或许根本没法真正‘平衡’，那是一个太完美的词。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艰难的切换和取舍。我接受了自己有时候会搞砸，接受了孩子生病时我的无能为力，也接受了工作中无法让所有人满意。当我接受这些‘做不到’，反而觉得肩膀上的重量，轻了一些。”
“更重要的是，”她顿了顿，眼神里有了一种新的东西，“我学会了在眼泪要来的时候，先停下来，听听它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是太累了？是受委屈了？还是需要帮助了？然后，试着去做点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
她想起昨天，在变电部办公室，一个新来的女同事因为图纸被打回而红了眼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刘莹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递上一张纸巾，轻声说：“没关系，我第一次被退回七八次呢。去洗手间洗把脸，回来我帮你看看。”
那一刻，她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但不同的是，她不再只是那个一委屈就流泪的脆弱者，她也在学习，如何成为那个可以传递一点点理解和力量的人。
窗外，夜晚城市灯火通明。刘莹知道，明天依然会有画不完的图纸，孩子依然可能会突然生病，生活依然是一地鸡毛。那根弦或许永远无法完全放松，但她终于开始学习，如何与这根紧绷的弦共存，如何在自己的节奏里，找到片刻的安宁。她不再是那个只能被情绪浪潮淹没的小船，她正在努力，为自己打造一副小小的、却属于自己的船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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