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远站在电力设计院大楼前，抬头望着这座三十五层的玻璃幕墙建筑。晨光在无数玻璃格子上跳跃，整座大楼像一块巨大的、生锈的电路板。他数到第十五层——那是国际工程部所在的楼层，也是他三年来每日被困居的方格。
电梯里挤满了睡眼惺忪的同事，空气中弥漫着咖啡、打印机电热板和某种无形的疲惫混合的气味。刘思远缩在角落，西装领口紧紧勒着他的脖子，像是某种温柔的绞刑。
“思远，缅甸项目投标文件今天必须提交，你别忘了最后审核。”
部门主任王立伟不知何时站在他身后，声音不高，却足以让整个电梯厢的人都听见。
“已经安排好了，王主任。”刘思远点点头，感觉颈椎发出细微的摩擦声。
他的工位在开放办公区最深处，背对着窗户，这样摆放据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利用自然光。但实际上，他整天面对的只有三块显示器构成的屏障，和一张贴满待办事项的软木板。
“不开心。”刘思远打开电脑，在密码输入框里键入了这三个字，然后才意识到错误，慌乱地删除。这是第几次了？他不敢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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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三十七分，刘思远开始校对第一百七十六页的技术方案。文档左上角有个不起眼的咖啡渍，是上周三凌晨三点留下的。那时他为了赶这个项目，连续工作了四十个小时。
“刘工，这个接地参数是不是太保守了？”新来的实习生张晓磊问他，声音里带着刚毕业学生特有的不确定。
刘思远瞥了一眼：“按东南亚湿热气候标准，这个保守是必要的。”
“但是标准上写的是...”
“标准是给理想世界写的。”刘思远打断他，“现实中的雷电可不管标准怎么写。”
他说这话时，想起自己在老家的父亲。那个在县电厂干了一辈子的老电工，总是说：“电线不分贵贱，电流只走它该走的路。”父亲的手掌粗糙如砂纸，却能摸出380伏和220伏电线的区别。那些知识与触觉相关，与生命经验相连，而不是锁在厚厚的国际标准手册里。
而现在，他坐在这座玻璃宫殿中，将父亲的经验翻译成英文、法文、缅文，装订成册，漂洋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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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时分，刘思远照例避开食堂，独自走到大楼天台。从这里可以望见城市边缘，几座老电厂烟囱依然矗立，像被遗忘的纪念碑。他掏出手机，翻看昨晚收到的照片——父亲站在老家的变电站前，身后是刘思远小学时亲手种下的梧桐，如今已亭亭如盖。
“不开心怎么办？”他对着远方，无声地问。
这个问题，他问过父亲。那个周末，他难得回老家，和父亲坐在院子里剥毛豆。
“电网不开心怎么办？”父亲突然问，眼睛却没看他。
刘思远愣住了：“电网...怎么不开心？”
“负荷太大，线路老化，变电站超载运行。”父亲放下毛豆，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比划着，“电网不说，但你知道它不开心。怎么办？”
刘思远等待答案，父亲却只是重新拿起毛豆：“检查线路。找到那个短路点。”
当时他觉得父亲答非所问，现在站在天台上，他突然明白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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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国际视频会议。
屏幕那头是缅甸项目方的负责人吴先生，屏幕这边是王主任和刘思远。
“我们非常重视与贵方的合作，”王主任说着流利的英文，脸上是精心调制的微笑，“我们的设计方案充分考虑了当地环境和社区需求。”
刘思远负责技术答疑。当吴先生问及输电线路对候鸟迁徙的影响时，王主任向他使了个眼色。
“我们的研究显示，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刘思远说，感觉舌头变得沉重。
可接受范围。他想念出真实的数字：预计每年会有17-23只大型候鸟撞上线缆死亡。这个数字在他脑海里盘旋不去。
会议结束前，吴先生突然用中文说：“我年轻时也做技术。数字不会说谎，但人会选择说哪些数字。”
王主任的笑声有点僵硬：“吴先生说得对，我们选择对项目最有利的数字。”
刘思远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曾经跟着父亲爬电线杆，丈量过真实的距离；如今只能在键盘上敲击，制造虚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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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后，刘思远没有直接回家。他拐进大楼后巷的一家小面馆，这里的光线昏暗，油烟机的轰鸣声填满了整个空间。
“老样子？”老板娘认得他。
刘思远点头，在角落坐下。面馆的电视正播放着动物世界，一群候鸟飞越雪山之巅。他想起了缅甸项目，那些候鸟，那些数字。
“你的面，不要葱，多加醋。”老板娘端来面碗，瞥了他一眼，“今天脸色不好啊。”
“有点累。”刘思远勉强笑笑。
“累不怕，怕的是心累。”老板娘擦擦手，“我老家说，心里不痛快，就去高的地方站站。天那么大，什么烦恼装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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