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丽堂皇却空荡得有些诡异的船舱里，七人首次聚集。
惯常由何灵引领的寒暄和破冰，这次进行得有些滞涩。每个人都小心地打量着他人，斟酌着透露多少自己的“目标”。
沙贝宁几乎立刻进入了“调查员”状态，开始询问每个人登船细节、与船王的关系。
王鸥则显得疏离而警惕，对私人问题避而不谈。
张弱昀直接提出要去查看案发现场和轮机舱，被魏宸以“保护现场”为由委婉劝阻——魏宸本能地开始扮演调和与组织者的角色。
杨融的直播设备被“船长”（NPC）以信号和安全为由暂时保管，她显得有些焦躁，四处张望寻找“素材”。
白敬停则异常沉默，紧紧抓着自己的公文包，观察着每个人的言行。
搜证环节变成了真正的“探索”与“博弈”。
没有导演组指引，没有“该去哪个房间”的暗示。
玩家们必须自己决定如何分配有限的探索时间，哪些区域可能重要，并面对大量真假难辨的线索。
一份文件可能是有用的证据，也可能是精心伪造的烟雾弹。
一个NPC船员的只言片语，可能暗藏玄机，也可能只是程序化的回答。
他们开始自发地结盟、交换信息、甚至互相试探和隐瞒。
何灵试图以长者身份协调，但沙贝宁的质疑和王鸥的回避让他也难以完全掌控局面。
张弱昀和魏宸在一次共同检查保险箱时，因为对开锁方式的意见相左，产生了第一次轻微的摩擦。
杨融则利用她“主播”的身份，四处“采访”其他人，试图套话，反而引起了更多警惕。
“突发状况”接二连三，这些并非预设剧本，而是根据玩家行为触发的连锁反应。
杨融偷偷拿回的备用摄像头发现了一段模糊的、似乎显示有人影在案发时间前后潜入船王房间的走廊监控片段（其实是伪造的，但伪造痕迹极其隐蔽）。
她将片段“分享”给了看起来最可靠的何炅，何灵又召集众人讨论，瞬间将怀疑指向了所有在案发时段没有明确互证的人。
白敬停在试图独自前往法律文件室时，触发了一个隐藏的警报，引来众人侧目，他不得不解释自己“只是想完成工作”，但理由苍白。
沙贝宁在船长室发现了一些陈旧的航海日志，其中隐晦地提到了多年前的一次“海上事故”和一笔可疑的保险金，他开始将怀疑的目光投向可能与那次事故有关的每个人——而这需要他自己去推断谁可能有关。
王鸥在寻找母亲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件与张弱昀角色背景相关的旧物，两人之间的关系顿时变得微妙。
集中讨论，前所未有的混乱，也前所未有的真实。
没有清晰的流程，没有明确的指控对象。
每个人都在陈述自己发现的碎片，同时隐藏对自己不利或与个人目标冲突的部分。
指控与辩护不再是基于剧本台词，而是基于真实的猜疑、自保的本能和有限的逻辑推导。
“沙老师，你一直追问那起旧事故，是不是因为你的保险公司就是当年的承保方？你想找到替罪羊掩盖什么？”魏宸突然发难，基于零散信息做出的犀利猜测。
“鸥姐，你对你母亲的遗物如此执着，那件遗物……真的只是纪念品吗？会不会和船王的某件收藏，或者说，和那份失踪的遗嘱有关？”张弱昀的细节观察让他提出了致命的联想。
“白律师，你一直紧紧抓着的公文包里，到底是什么？会不会……遗嘱根本没丢，就在你那里？”杨融的大胆假设引起哗然。
何灵努力维持秩序，梳理时间线，但他自己也深陷信任危机——有人质疑他“妥善安排遗产”的目标太过宽泛，是否隐含了某种倾向性。
在近乎失控的辩论中，真正的智慧与性格光芒开始闪耀。
沙贝宁在混乱中，坚持用最基本的“动机-机会-手段”框架，对所有可疑点进行交叉比对，试图构建一个最简化的逻辑模型。
王鸥在压力下，反而展现了极强的心理韧性，她用平静但不容置疑的语气，解释了自己行为的情感逻辑，并指出了其他人叙述中几处微妙的情感矛盾点。
张弱昀不再纠缠于技术细节，而是开始分析所有人的“行为模式异常值”，谁的表现最不符合其表面身份和宣称的目标。
魏宸在调和冲突的同时，敏锐地捕捉到几个人在描述同一事件时，对“光线”、“声音”等感官细节描述的不一致，这可能是记忆偏差，也可能是有人在撒谎。
杨融看似莽撞的四处试探，实际上提供了大量关于每个人“非正式场合”下反应的观察素材。
白敬停在最后关头，抛出了一份他从法律角度出发、对现有“证据链”的致命漏洞分析，指出如果按照某些推论，整个事件在时间或物理上存在不可能性。
何灵则在最后，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共情与整合能力。他将所有人零散的、充满情绪的攻击与辩护剥离，提炼出几个核心矛盾点，并引导大家思考：如果每个人说的部分是真，部分为假，那么拼凑出的“最大可能性真相”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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