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本家姓胡,在上海工作的大哥,似乎曾是一家漂染厂的副厂长。嫂子姓许,曾是里弄干部。这在母亲的心中,是常常引以为傲的。母亲的哥哥确实干练通达,戴着眼镜,笑容可掬的模样。有一次,舅舅带我和姐姐从母亲的老家去上海玩。上了公共汽车后到金山县,再改乘上海市内的公交车。我和姐姐坐在驾驶员背后的那排座位上。舅舅靠在椅侧细心地呵护着我们。
一路上夜色已晚,马路两侧的商店灯光璀璨,让从未到过大城市的我和姐姐目不暇接。舅舅一边指点着这是什么商店,这是什么大厦,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一般。车子突然颠簸了一下,舅舅让我们紧紧抓住座位前的铁栏杆,一边说:
“在全上海所有的公交车司机师傅中,这趟车的师傅,驾驶技术是最好的,汽车开得又快又稳。你们看看,只感觉两边的灯光往后移。能感觉到汽车在动吗!”我刚想反驳说,“刚才还狠狠地震了一下呢!”舅舅却朝我又是微笑,又是眨眼。姐姐也扭头扯了一下我的袖子,朝前面的司机努了一下嘴。哦,舅舅的话,是说给司机师傅听得呢!我恍然大悟。
舅舅作为上海人,充分展示了上海人的圆滑与干练。我坐在司机的身后,无法看到他的脸。不知道,他听了我舅舅的话后,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但是,舅舅说了这些话后,汽车似乎确实平稳了许多,司机开车变得小心翼翼了。舅舅子女众多,个个似乎都很有出息。
母亲的小姐姐也在上海工作。团团的圆脸,长长的睫毛,体弱多病,似乎一直病休在家。长子像是自小得了小儿麻痹症,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另有一双儿女身体倒是很健康。整天乐呵呵的姨夫,除了忙着自己的工作外,还得悉心的照料着家里的大大小小。母亲讲起这个小姐夫,总会赞不绝口,说:“小姐姐总算摊上了这么一个好丈夫,不然,这日子怎么过呀。”
母亲的大姐姐一直在老家务农,是一个说话时手舞足蹈的人。记得在我上初中时,有一年学校组织军训,得从故乡小镇徒步走出乍浦。乍浦作为一个战略重镇,一直驻扎着军队。我们走进部队营房,安顿好住宿后,大家都疲惫得躺在铺上不想再动。毕竟七、八十里地的长途跋涉,在差不多七个小时内完成,对年少的我们来说,是一项不小的重负。可是,我却得去完成母亲交给我的任务:我得去大姨家一趟,取大姨为我们织的那一匹土布。
母亲的故乡一直有自纺自织的习惯。家家户户的自留地上都栽种着一些棉花,棉花摘下后,脱去籽,纺成线,染上色,在自家的纺机上织成布。在农闲的时节,家家户户一片“轧搭”地踏脚织机声。织出的布是统一的格子布,所不同的只是格子的大小而已。在色泽上却是一般无二。那边的人都用这种布缝制衣服。土织布厚实,耐磨。穿这种花式、款式的衣服,成了辨别那个地方人的标志。我的印象中,我和姐姐也常穿这种布缝制的衣服。
我凭着记忆,出了营房大门,穿过街道,走上途经大姨家屋后的公路。我知道,只要沿着公路走,约两三里路光景,就能看见大姨家的房子。当我终于踏进大姨家敞开式的庭院时,才发现大姨家屋门上锁,院子内空无一人。我走近窗户,手遮着光,努力朝屋子里瞧,也没有见有人迹。走进院子西侧的那个柴间,只有几只鸡惊觉地朝我看。我退到院中。一时彷徨无措。
我身上没带纸和笔,无法给大姨留下纸条。我突然发现大姨家的院子是泥地坪,灵机一动,从院子边折来一根树枝,费力地在地坪上留下一行字后怏怏离去。那知我的那个姨表弟放学回家后,发现自家的院子里被人划了许多字,他那时刚上学,哪里识得我写的字,还以为是邻家的孩子在他家的院子里胡乱划的呢!忿忿然地边骂,边努力想踩平被划出的痕迹。待我的大姨回家时,地上的字已被他踩得所剩无几了。
大姨虽不识字,却认得这是字。慌忙阻止小儿子,让他赶紧去叫他的哥哥来,我的姨表兄回家后,因为只剩下没几个字了,他也读不懂我留字的意思。大姨那时,这个急呀,一边斥骂着小儿子,一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其实,我留条的意思,只是告诉一下大姨,我来过了,东西过几天我再来取。那天很晚了,大姨竟由姨夫陪着,一路寻找,来到我们住宿的营房。
大姨黑黑瘦瘦的,据母亲说:大姨长得跟外婆最像。大姨家的墙壁上挂有外婆的画像。那时候拍照不普及,留影往往靠画师依人画出图像。能画肖像的画师一般水平很高,能将人像画得栩栩如生,但无论我怎么看,墙壁上的外婆,似乎跟大姨并不相像。也许,在我母亲的心目中,有着长姐如母的情结吧!
在读初中时,我跟姐姐几乎每个暑假都去大姨家。大姨家东南的那座山,是九龙山中最高的山,山顶装有一架雷达。从山脚望上去,可以看得见它在慢慢转动。这座山少有树,与西侧的那座山迥然不同。西侧的那座山树木森然,一副郁郁葱葱的样子。两座山中间的山岙,有一条通往山外的路,山外便是杭州湾了。翻过山岙一直朝下走,是一片很大的滩涂。这儿,才是我们暑假时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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