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了一个树林。但是树林里没有绿色。树是灰蒙蒙的,树叶也是灰蒙蒙的。只是灰蒙蒙的颜色有些深浅而已。像是走进一张老照片里。有一大堆灌木丛,我想去灌木丛边小便,却感觉灌林丛中有一双眼睛正看着我,眼睛很大,不像是人的眼睛。我想仔细地观察一下,那眼睛倏忽一闪便不见了。我想躲在身侧的大树后面,却发现自己移不动脚步。我知道那双眼睛还是在灌木丛中,但不知它已躲去了哪里?我抬头朝树上看,也是灰蒙蒙的,但枝叶扶疏。我看见鸟在跳跃,却听不见鸟的鸣叫……
在我幼年时,每年父母在过年时给我压岁钱,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花。开始上学了,便年年在节后交给了母亲。母亲说,上学了要交学费。压岁钱便理所当然地用作学费了。在一个很长的年龄段,我所认识的钱币,只有两分,一分的硬币；五分的硬币也很少看到。那些纸币我根本不认识。
我知道,一分硬币,能买一粒糖,或者两粒咸橄榄；两分钱能买一块油煎豆腐干或者一包咸金枣。咸金枣是用轧得粉碎的桔子皮做的。被挤成像半粒老鼠屎那么的一小粒一小粒。一个很小的塑料袋包着许许多多的咸金枣。咸金枣吃起来咸中带有一些甜,还留有一份桔子皮的淡淡的清香。很能解馋。
那时,想买这些东西,得向父亲要零花钱。父亲能给的零花钱,每天也只在一分,两分。从来也不会给五分钱。五分钱在那时,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可以买一只南街供销社食堂里,陆金山烧制的酱麻雀了。
陆金山烧制的酱麻雀,是小镇难得的美味,色泽酱红,但绝不油光闪亮。酱色看起来木木的。但咬一小口,香味立即让你满口生津。香酥入骨。尤其是麻雀胸脯上的那两块大拇指指甲般大的胸脯肉。虽只小小的两粒,实在让人食之难忘。烧制好的酱麻雀，喙和双脚已被剪去。任何人吃这种酱麻雀,都不会再剩下一丁点的骨头渣渣。那时候,我是绝对不可能产生买一只酱麻雀尝尝的奢望的。
那时候,我似乎很馋,总想找能吃的东西往嘴巴里塞。放学后,我们常常会背着书包往水榭式的商铺底下钻。当然,那必须是在夏天,或者是在小河的枯水季节。水榭式商铺底下的河滩上,偶然能找到从地板缝里滚下来的铜线。也不知是哪一朝哪一代滚落下来的。等到我们寻着时,铜钱上已长满了绿锈。有些甚至已烂成了两半。不管是长满了绿锈还是烂成了两半,它依然是铜的。能用它去走街串巷的货郎担上换糖吃；也能将它卖给废品收购站换钱。
也许是受到了能在商铺底下的河滩上找到铜钱的启发。后来,我们发现所有商铺的柜台底下,都有硬币可找。那时的商铺,不管是玻璃柜台还是木柜台,都有离地三寸左右的柱脚,使柜台与地面之间出现了三寸左右高的空间。大人们来商铺买东西,硬币很容易从他们的钱包或者指缝间滑落。硬币是圆的,跌落在地便会乱滚。一分,两分的硬币滚入柜台底下,大人们肯定不会蹶着屁股,趴在地上去找。这太伤体面了。所以,这就给儿时的我们制造了寻找财富的门道。常常隔几天,我们两三人搭档着,在放学之后,背着书包,手中拿一根短树枝,去一家一家商铺依次蹶着屁股,趴在地上去找。
亮亮的硬币躺在柜台底下很显眼,很难逃得过我们的眼睛。有时,滚进柜台底下的硬币,才躲进了柜台的阴影,便停止了它们滚动的步伐,我们只要伸长胳膊就能抓到它们；有时,硬币却一直滚到柜台的里档板才停止了它们的脚步。我们只得伸长了胳膊，用手中的树枝去拨划出来。
用树枝拨划是一桩很费力的事情,我们得将脸贴在地上,闭上一只眼,才能瞄准猎物。所以,常常名副其实地弄得灰头土脸。但是,当我们高举着捡来的硬币去买糖果吃时,谁还会在乎刚才趴在地上蹶着屁股的那份狼狈呢?
正像那首流行的校园歌曲中所唱的那样：“总是要等到放学后,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那时,我虽然已上学,但是却似乎总是处于一种糊里糊涂的状态中。也不知道是因为老师教的东西太多,我一下子接受不了?还是我压根儿对老师教的不感兴趣?在课堂上,我虽然坐姿端正,摆着一副认真听课的模样,其实,我一直任由着我的思想信马由缰。
从教室的窗口望出去,窗外是一块空地。空地的西边,是一棵主干斜斜的很大的树。树下浓荫蔽日。巨大的树冠,浓密的树叶,几乎将整块空地遮掩住；大树的东侧是两棵也是高高大大的掴树。一南一北对峙着,南边的那棵临近南排教室的北窗；北边那棵正在我上课的教室窗外。树上的叶子比西边那棵大树的叶子大,但没有它的浓密。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来,在我的课桌上弄出了许多斑驳的光影。光影一直在改变着它的形状。也不知是太阳在移动的原因,还是风拂动了树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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