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一棵很大的树下。这棵树的树冠好大，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枝叶密密麻麻，使树下形成一片阴霾。我站在树下抬头朝上看，枝叶间似有鸟儿在跳动，但我看不真切。那都是些什么鸟？大大的树冠突然干脆变成了一大团乌云，一团很汹涌的乌云。我仰头奇怪地看着那团乌云，像是想知道，它何以会如此地汹涌？莫非云中有什么古怪在搅动？我一下便已飞到了这团乌云的上空，仿佛有谁在指导着我，告诉我跳在乌云的上空，才能看得更加真切。但是，我依然什么也看不见，一派混沌的景象……
读高中显然比读初中忙了许多。也不知道是因为我想得多了，不再像读初中时那么单纯；还是因为这个唯一的高一班生源来自于小镇方圆数十里地，性格、秉性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让环境变得有些复杂。
高中的教室在小镇中学的第二排。不再是中学教室的第一排，那边没有像初中教室外那样，有许多的黑板报需要写。所以，上了高中之后，编写黑板报的任务，我算是解脱了。
高中时的语文教师，不再是初中的那个语文教师。他的教学方式也与前者迥异。他新从外地调来，是因为他娶了小镇东街暗弄堂中的吴家长女为妻。他调来小镇中学，应该算作是解决了夫妻的两地分居问题吧！
那个时候社会还没有后来的那份开放度。找一份工作似乎一辈子都将从事这份工作了，断没有可以随便换工作的余地。工作的单位也有企、事业之分。企业单位的职工是很难调入事业单位的，除非这人有足够的后台。便是在企业单位之间，也有全民和集体的区别。集体的断不能调入全民的。说是编制不同。
那时，走后门，找关系的，大多是为了解决工作问题或者是为了解决工作的调动问题。从甲地调到乙地，而且，必须是同性质的单位之间调动。如果是不同性质的单位之间调动，那就更得大费周章了。也不知道得走通多少关节，赔上多少笑脸。
请求调动的人，谁也不愿自贬身价，往差一级的单位调。因为，这是会影响人的一辈子的。包括工资待遇，福利待遇，甚至是死后的殡葬待遇，都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些都是明眼人扳着手指自己能计算得出来的。至于那些无形的，诸如社会地位，像旁人眼中的形象和尊重程度等等，更是无法用物质来衡量了。社会对个人的算计是精确的。
多年之后，姐出嫁了。嫁给了母亲故乡小镇的那户老亲的小儿子。为姐的调动事，双方的家庭几乎都用尽了各自的社会关系。而且姐的调动是从集体性质的企业调往全民性质的企业。常常是说“行了”、“行了”，后来又不行了，一拖再拖。这通关系中的种种款曲，是事后很难用笔墨来描述的。我那时已在县城的机关工作。托人给相关部门的头头打了个招呼之后，我又再三登门向相关的头头赔尽了笑脸，姐的调动事，才算最后达成。
高中语文老师在调动中，肯定也费尽了心机。勘破了社会各个层面的种种神秘，人也变得圆滑了。他的圆滑，最终体现在了他的教学上。如果说，初中语文老师的教学，带有诗人的那种多愁善感的气质，感性思维多于理性思维的话；高中语文老师的教学，却带着明显的圆滑和变通，理性思维远远多于感性思维。这为我的语文学习和文字的表达，完成了质的飞跃。
那时，我已接触了四大名着，对《红楼梦》中贾政告诫贾宝玉的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印象特别深刻。对小镇上那些年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不再以幼年时，看热闹的心态，在嘻嘻哈哈的热闹中，等待幕起幕落。而是以一份探究之心，想读懂事情后面隐藏着的文章。这一份探究之心的出现，对于我来说，是欣喜的，却也是痛苦的。
说欣喜，是因为我感觉自己已能像大人一样的多角度，全方位地较全面地考虑问题了。看事情不再光看事情的表面。按哲学上的表述，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我还不能完全看得清事情的全部本质，但在思维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进步。说痛苦，是因为我的这一份探究之心。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卑劣，人性的丑陋。这在那时的我的眼中，是不愿接受，最后又不得不接受的。这种被动的接受，是很让人痛苦的。
在这场痛苦的磨砺下，我也变得复杂了。猜疑和戒备之心油然而生。正是这一种的猜疑和戒备，使我终不能在人情上做到练达处世。这似乎形成了我性格上的一个明显的缺点。这个缺点，我自己是无法自觉的。
语文老师的上课，也一改初中老师的那种按部就班的教学法。他似乎从来不用授课课本。而是信马由缰地自由发挥。这在那时的我的眼中，实在是一种够别出心裁的授课方法了。需要我们在听课时，在思维上要跟得上老师的跳跃式思维。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听课者必须聚精会神地将注意力投放在老师的身上，因为他的肢体语言，会加深他所讲的某一句重要话的含义。如果听课者不能完全理解他前面所授课的那些涵义，在思维上是很难跟上老师的思维节拍的。这让这个班的许多乡下初中班来的学生，在思想上产生了对语文课的误解。因此，这个班的语文成绩出现了两极分化。虽然大部分的学生并不能适应这样的授课方式。但是老师似乎并不在意这种不适应。他依然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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