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楼的交易
晚上八点整，华懋饭店顶楼的酒吧。
这里被称为“远东最高处的浮华”——从十楼的落地窗望出去，整个外滩的夜景尽收眼底。黄浦江像一条黑色的缎带，两岸的灯火如同洒落的碎金。留声机里放着爵士乐，白俄女歌手低沉的嗓音在烟雾缭绕中回荡。
卡尔·霍恩坐在角落的卡座里，面前已经摆了两个空酒杯。看到陈朔进来，他抬了抬手。
“你很准时。”卡尔用英语说，示意侍者上酒，“威士忌，加冰？”
“清茶。”陈朔坐下，目光扫过整个酒吧。大约有十几桌客人，多是外国商人和军官，也有几个穿着旗袍的中国女伴。靠窗的位置，两个日本海军军官正在大声谈笑。
“谨慎是个好习惯。”卡尔笑了笑，等侍者离开后，从西装内袋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陈朔面前，“你要的部分答案。”
陈朔没有立即打开：“你先验证了我的情报？”
“下午花了三个小时。”卡尔压低声音，“我通过香港的渠道，核对了你那份预测报告中的三个关键点——汉口日军仓库的扩建、金陵下关码头的运输记录、还有杭州笕桥机场的飞机起降数据。全部吻合。”
“所以它是真的。”
“真的令人不安。”卡尔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如果这份报告准确，那么日军正在为一次大规模战役做准备。目标很可能是长沙，或者……更南边。”
陈朔没有接话。他知道历史的走向——1940年夏季，日军确实会发动新一轮攻势。但具体的时间和规模，即使是他也无法完全精确预测。
他打开信封。
里面是三样东西：一张泛黄的照片、一页打字机打出的备忘录、还有一张小纸条。
照片是1939年9月在外滩拍的完整版。影佐祯昭站在华懋饭店门口，穿着西装，面带微笑。他的右侧站着一个穿长衫的中国男人，五十岁上下，戴着圆框眼镜，手里拿着一顶礼帽。
“这个人是谁？”陈朔问。
“周佛海的私人秘书，叫徐仲年。”卡尔说，“那天是日本外务省和汪伪政权代表的非正式会面，表面上是讨论‘文化合作’，实际上是在谈判特务机关的权限划分。我拍这组照片，是受雇于英国领事馆的情报处。”
“那为什么独独裁掉了这一张？”
卡尔的眼神变得复杂：“因为拍完照片三天后，徐仲年死了。死因是‘突发心脏病’，但尸体被发现时，右手手心用钢笔写着一个字——‘镜’。”
镜。
陈朔的手指微微收紧。这个字，和他在金陵推行的“镜界计划”，是巧合吗？
“备忘录呢？”
“你自己看。”
陈朔拿起那页纸。上面是英文打字，记录的是1939年10月到12月间，申城发生的几起“意外死亡”事件：
```
1939.10.7 《申报》记者李文轩，坠楼身亡，疑为自杀。
1939.11.15 海关缉私科科长陈国栋，车祸。
1939.12.3 法租界巡捕房华探长许志强，溺水。
1939.12.22 申城大学历史系教授顾维钧，食物中毒。
```
每个死者，在死前一周都曾接触过一个叫“镜社”的民间文化团体。
“这个‘镜社’是什么组织？”陈朔问。
“没人知道。”卡尔摇头，“它就像一个幽灵，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我查了三个月，只查到一个线索——‘镜社’的联络人，用的化名是‘造镜人’。”
造镜人。
这是陈朔在金陵的代号之一。只有极核心的成员才知道。
他的后背泛起一丝凉意。有人在一年前，就用他的代号在申城活动，而且接触的人接连死亡。这绝不是巧合。
“最后那张纸条。”卡尔指了指。
陈朔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一行中文：“若想知道‘镜社’真相，明晚十点，徐家汇天主堂告解室。”
没有署名。
“这是今早夹在我门缝里的。”卡尔说，“我查过笔迹，和徐仲年死前留下的那个‘镜’字，出自同一支钢笔。”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
“因为我惜命。”卡尔苦笑，“张先生，我在申城混了八年，能活到现在只有一个原则——不该碰的东西绝对不碰。这个‘镜社’，碰了会死人的。”
陈朔将三样东西收好：“你要什么回报？”
“两件事。”卡尔竖起两根手指，“第一，你那份预测报告的后续更新，我要独家购买权。第二，我要你帮我查一个人。”
“谁？”
“我的前妻，安娜·伊万诺娃。”卡尔的眼神黯淡下来，“她是白俄贵族，三年前嫁给我，去年冬天突然失踪。我动用了所有关系，只查到她在失踪前，见过一个中国男人。那个男人的描述……和你照片上被裁掉的徐仲年，很像。”
陈朔沉默了片刻：“我会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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