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897年7月初。
洪天佑的“商队”沿着东海岸继续东行，走走停停，考察沿途风土人情，于七月初抵达了帝国在澳洲大陆东部的另一核心——新南府（原悉尼）。
与工业气息浓厚的墨江府不同，新南府作为帝国较晚完全控制的大陆东部主要城市，其人口构成更为复杂，社会形态也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通过安全处“墨鱼”小组的暗中摸排，以及洪天佑本人连续数日的亲自走访，新南府的社会图景清晰地展现出来：
1. 顶层：占据优势的早期华人移民及大陆新移民。
他们多居住在城东、北岸等环境较好的区域，控制了大部分的商业、港口贸易和初生的金融业，以及在政府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普遍抱有文化优越感，虽遵循帝国法令不公然歧视，但社交圈封闭，与其它族群主动交流意愿低。
2. 中层：数量可观的原英裔及欧裔白人居民。
他们多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居民及其后裔，部分人选择了归化。他们普遍掌握一定的技术，多在工部下属的造船厂、机械厂担任技术工人或中低层管理者，也有部分经营着自己的小店铺或农场。他们对华人主导的政权心情复杂，既有对稳定和秩序的认可，也有失去过去主导地位的失落感，内部抱团，对强制推广的汉语和文化教育存在一丝抵触。
3. 底层：不断涌入的各地土着居民（来自太平洋岛屿、东南亚及澳洲内陆）及部分贫困的白人、华人。
他们大多聚居在城西、雷德芬等区域的廉价棚户区，从事码头搬运、矿山开采、城市清洁等最艰苦、收入最低的工作。生活条件恶劣，受教育程度极低。不同部落、来源的土着之间也存在隔阂，并且共同受到中上层有意无意的轻视和剥削。
具体问题与摩擦：
居住隔离：三个群体居住区域自然分隔，宛如无形的围墙。
就业壁垒：较好的工作岗位多由华人占据，白人多在技术岗位，土着则被限制在底层体力劳动。工坊招工时常有隐含的族群倾向。
教育差距：国立小学推广有力，但中学和专业技术学校招生时，华人子弟凭借语言和文化优势更易入选。白人家庭对强制汉语教育怨言颇多，土着子弟则因家庭贫困和语言障碍入学率最低。
文化冲突与日常摩擦：在市场上，华人商贩可能与白人顾客因语言沟通不畅发生口角；酒馆里，不同族群的工人因琐事引发的斗殴时有发生；白人居民私下仍庆祝圣诞节等旧节日，与官方推崇的春节、中秋等显得格格不入。这些小摩擦虽未升级成大冲突，但像干燥草原上的火星，隐患极大。
治理盲区：府衙官员多为华人，在处理涉及不同族群的纠纷时，尽管力求公正，但难免因文化背景和潜意识偏向，处理结果有时难以让各方信服，导致怨气累积。
洪天佑在一家由欧裔经营的小酒馆里，就亲眼看到几名下工的华人劳工与白人工人因为争抢座位险些动手，双方互相用带着口音的官话和英语咒骂，充满了对彼此的蔑称。虽然被闻讯赶来的巡捕制止，但那弥漫在空气中的敌意，让他眉头紧锁。
洪天佑敏锐地意识到，新南府的问题核心在于“认同”。帝国内的各个族群，尚未形成统一的“大夏国民”认同，仍然以各自的种族、文化背景画地为牢。长此以往，一旦帝国遇到外部压力或内部动荡，这种分裂完全可能被引爆，造成致命内伤。
他回想起脑海中的“后世经验”，那些多民族国家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在他心中浮现：
强制同化的失败：粗暴地禁止某种语言或文化，往往会引起激烈反弹，埋下更深的仇恨。
种族隔离的恶果：人为制造隔离，只会加深误解和对立，最终导致系统性的冲突。
“大熔炉”与“马赛克”：成功的融合，并非要求所有人变得一模一样，而是在承认和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超越族群身份的共同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同时，必须保证机会的相对公平，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上升的希望。
结合观察与“经验”，洪天佑在旅馆密室中，亲自执笔，草拟了一份详细的计划《新南府民族融合与社会和谐试行条陈》：
一、 政治与法律保障：
1. 明确法律平等：在《帝国约法》中进一步明确强调，帝国所有公民，无论种族、来源，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严惩任何基于种族的公开歧视行为。
2. 推动代表性参与：在新南府议会中，试行按一定比例（非人口完全等同，但需有代表性）吸纳欧裔、土着裔的知名人士或民选代表参政议政。
3. 优化司法与执法：在巡捕房和基层法庭，增聘通晓多语言、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辅助人员，确保沟通顺畅和处理公正。
二、 经济与机会均等：
1. 打破就业壁垒：官办企业、大型工坊招工，不得设置种族限制，以能力为标准。鼓励甚至补贴私营雇主雇佣多族群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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