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雷区是一个大区,下辖六乡一镇,近二十万人,沿江乡只是其中一乡。按县里统一步署,区工委决定在沿江乡沿江生化厂召开企业内部建设现场会。
之所以决定现场会放在沿江生化厂召开,主要基于:一、该厂是近几年崛起的一颗新星。白手起家,全靠艰苦奋斗,产值、利润的增长幅度令人咋舌;二、该厂幅员太大,覆盖五县七十几个乡镇,称得上干部的只有书记、主任和会计三人,是怎么管理的?三、听汇报该厂规章制度环环相扣,几乎是滴水不漏。这三点对面上有着典型的借鉴作用,因而县区主管工业的领导拍板决定在生化厂召开现场会。
这通知对乡党委没有什么震动,生化厂嘛,不就是个收尿的厂罢了,开现场会放在哪家厂都是开,放在生化厂也没什么特别;对工业公司秦经理而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视;但对阮志清而言关系可就大了,这可是又一个扬名的机会。
可是什么是企业的内部建设?怎样才能凸现生化厂内部建设的典型性,对于这些,他可就云里雾里了。幸亏——,他内心不由地暗自庆幸。庆幸他原本嫌太慢的步子幸亏迈得慢了些,要不然,对如何迎接现场会的召开可就抓瞎了。
蒋国钧对于现场会放在厂里开反应淡泊,向明就更不用说了,名不名的对他们来说无所谓;没有名说不定还安稳些,有了名对安全更不利。自向明几乎被严惟恭清除出厂的事情发生后,两人都有一种危机感。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按阮志清的意见行事,哪怕不少时候是违背自己意愿的。
他俩有时也坐在一起聊天,说起今后的可能去向。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自己辛苦打下来的江山是不记功劳只问作用的。而他们能起的作用是越来越小了:分厂的建立,下面的工作几乎全由分厂自己处理了;他蒋国钧能说到话的只有自己建立起来的蒲州分厂,而其分厂长还是向河渠的老部下方国成。所好的是方国成到厂里来开会,虽然对向河渠非常尊重并很热情,但对自己的意见却是从没打过折扣。
向明就更惨了,阮志清、缪丽都可以直接到上海送货和购原料,有无向明,对生化厂就无所谓了。
而两人在运动中偏偏都与阮志清站在对立面。在人屋檐下,又没有可依恃的力量或后台,能不仰人鼻息吗?尤其是宋登儒调离后,向明更感到失去了靠山。所以说蒋、向二人对现场会在本厂召开态度消极。
向河渠的态度怎么样呢?开始猛一听,觉得现场会在本厂召开是好事,他欢迎。原因到不为名,生化厂再出名也轮不到他头上。一个主办会计论出名只能出在财务管理和会计水平上。
实事求事地说他的财务帐记得并不怎么样,写错了划掉的现象比比皆是,票据封面各种字迹都有,那是各车间、分厂核算员的杰作;至于装订,也只在阮秀芹当辅助会计后才象样了些。假如拿他的帐本、票据与兄弟单位的对比、评判,能算个中上水平就是略带偏心的,绝对算不上一等。原因除了他的字体太差外,恐怕是用于记帐的时间太少了。
现场会是企业内部管理现场会,只有管理者才能出名,生化厂的一把手是阮志清,也只有他出名。向河渠欢迎的原因在于通过这次会的准备工作,将企业内部管理更向前推进一步。然而在反思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向河渠发现现场会对本厂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阮志清不容许他在激发全厂职工的积极性方面再在机制上有所变动了,尤其是各分厂产品分开出售,以边际收益作各分厂报酬核算的依据,更是断然否定。
不过不论各方对现场会的态度如何,现场会在生化厂开是不以相关态度为转移的,沿江乡和生化厂只能是积极准备。
准备工作说好做就好做,规章制度早在去年就已在各车间分厂进行了试行;今年六月一日正式实施前,全体职工人手一册,各类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全部上了墙;实施情况各部门都有记录;凡涉及各人的相关制度,通过讨论、问答,基本做到人人皆知,不需要作突击性补课。何宝泉的到来,无论是刻写油印,还是写字上墙,都得心应手,而且他的文章也不错,这就省事多了。
说到内部管理,除规章制度外,就是《生化战报》、定期评比,还有组织建设上的权力下放也是极为重要的,当然各级的定期例会式的集体办公也是一条。这些都是生化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中边干边创边实施边修正而得出的,不需要绞尽脑汁去做表面文章,这是说的好做的。
至于招待来人,几百人的大会都已应付下来了,这区区百十人的现场会还能难住生化人?
说不好做,是说摸不清领导的意图,阮志清的发言稿难写。难写也还得写,他索性不顾领导是什么意图,只将企业内部管理的方法措施及实施的效果如实一一道来,却也写了洋洋近万言,算是缴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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