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开饭时间了,今天来来将下自己村子里的小故事。
我们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底下,永远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风里裹着尘土、牲口粪便的腥气,还有人们嘴里嚼出来的闲话碎屑。我是来来,在这片尘土里滚大的孩子,大人们说话时,我的耳朵总像刚下过雨的地里的蚯蚓,格外灵敏。谁家猪下了几个崽儿,谁家媳妇跟婆婆拌了嘴,村东头老李家儿子在城里捎回什么稀罕物件……这些琐碎的声响,都落在我耳朵里,成为我对这方天地最初的认知拼图。
在这些杂七杂八的声响里,关于那个女人的议论,像一颗特别硌人的小石子,总是格外清晰。他们不常叫她的名字,提起来时,嘴角往往撇着,带着一种混合了鄙夷和些许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神气。
“喏,就是村西头老张家那个儿媳妇,” 王婶拍打着裤腿上永远拍不干净的灰土,声音不高不低,正好能让周围一圈纳鞋底、择豆角的女人们都听见,“隔壁县嫁过来的那个。”
“啧啧,”李奶奶瘪着嘴,稀疏的眉毛拧在一起,“那鼻子啊,怕不是比老槐树顶上的喜鹊窝还翘得高!看人那眼神,啧啧,冰碴子似的,能冻死三伏天的蚊子!”
“可不是嘛!”另一个声音立刻接上,带着点愤愤不平,“昨儿个我去她家借个顶针使使,隔着院门喊了好几声,人家在屋里明明亮着灯呢,硬是装听不见!后来还是她婆婆,颤巍巍地给我送出来的。”说话的妇人摇摇头,压低了嗓门,“要我说,老太太也真是遭罪,带大了孙女,落着什么好了?还不是被嫌身上有‘老人味儿’,给赶到她大儿子家那边住去了?就留老太太在那边伺候着。”
这些议论像嗡嗡的苍蝇,围着我转。我见过那个女人。她确实和村里其他婶子、大娘都不一样。她叫林素云。她的衣裳总是那么干净、挺括,颜色也鲜亮,不像别人身上灰扑扑的蓝布褂子洗得发了白。走路时,腰杆挺得笔直,头微微扬着,下巴颏儿抬着,眼睛很少看路边的鸡鸭或者蹲在墙角晒太阳的老汉,仿佛脚下踩的不是尘土飞扬的土路,而是铺着红毯的大道。她的皮肤也比村里女人白净细腻些,嘴唇有时候会抹一点点红,像刚熟的樱桃尖儿上那一点颜色。她身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清冷的香气,像是某种花,又像是某种药膏,隔老远就能闻到,和我们这里空气里弥漫的柴火烟气、汗味、泥土味格格不入。
这种格格不入,在她对待食物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尖锐刺目。我们这儿靠河,鱼虾是寻常物。夏日的傍晚,家家户户门前的小泥炉上,炖鱼的咸鲜香味混着酱香、辣椒的辛辣,霸道地弥漫开来,勾得人肚子里的馋虫直闹腾。这味道,是我童年记忆里最踏实、最温暖的底色。
然而,这温暖踏实的底色,到了林素云那里,就成了无法忍受的“臭”。
有一次,我娘让我端着一碗刚出锅的、自家晒的虾酱,给张家老太太送去尝尝鲜。那虾酱红亮亮的,咸香扑鼻,是我娘的手艺,远近都有点小名气。我捧着碗,小心翼翼走到张家院门口,正碰上林素云下班回来。她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列宁装,衬得腰身更细了。她瞥见我手里的粗瓷大碗,眉头立刻厌恶地蹙了起来,像看到了什么极其不洁的东西。她甚至没有走进院子,就站在门槛外头,用她那带着一种奇怪腔调、仿佛从鼻腔深处挤出来的声音说:
“又是这些腌臜东西!一股子腥臭味!熏得人脑仁疼!”她用手在鼻子前面用力扇了扇风,仿佛要驱散那无形的“毒气”,眼神里的嫌弃毫不掩饰,像刀子一样刮过我手里的碗,“快拿走!别弄脏了我家门口的地!”
我的脸腾地一下烧起来,端着碗的手僵在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那碗原本热乎乎的虾酱,此刻仿佛变成了一块烫手的烙铁。她身上那股清冷的香气,此刻闻起来也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她说完,不再看我一眼,像避开一堆垃圾似的,侧身绕过我,径直走进院子,那扇漆成深绿色的院门在我面前“哐当”一声关上了,留下我和那碗“腥臭”的虾酱,在傍晚的微风里尴尬地站着。
那扇门关上的声音,又冷又硬,像一个响亮的耳光甩在我脸上。碗里虾酱红亮亮的颜色,此刻在我眼里变得有些刺目,那股曾经让我馋涎欲滴的咸香,似乎也真的带上了一丝若有若无的、令人难堪的腥气。我捧着碗,像个傻子一样杵在张家紧闭的院门外,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夏末傍晚的风吹过,带着河岸边的湿气和各家各户飘来的饭菜香,可我只感到一阵阵发冷。
就在这时,旁边那扇低矮些的、颜色黯淡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探出来一张苍老而慈和的脸,是张婆婆。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在脑后挽成一个很小的髻,用一根黑色的旧发簪别着。脸上皱纹很深,像被风霜反复犁过的土地,但那双眼睛却异常温和,带着一种近乎疲惫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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