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的春天，仿佛被时光遗忘在寒冬深处，迟迟不肯露面。山野间，树木依旧瑟缩着干枯的枝桠，像垂死者伸出的嶙峋手臂，不见半点新绿；草地被抽走生机，枯黄一片，毫无生机。风裹挟着刺骨寒意，如无形的利刃，割得人脸生疼。即便太阳已升至半空，散发着苍白无力的光，村庄仍沉浸在死寂中。往日里此起彼伏的鸡鸣狗吠消失得无影无踪，街巷间不见大人忙碌的身影，也寻不到孩童嬉戏的踪迹，唯有那些被剥去树皮的树木，光秃秃地伫立在冷风中，仿佛在无声地控诉，又似在绝望地支撑着那片寂寥的天空。
大食堂的院子里，早已排起蜿蜒如长蛇的队伍。领到饭的人，三三两两走向各个房间，一边就着粗瓷碗吃饭，一边低声聊着家长里短。还在排队的人，伸长脖子张望着，眼神里满是焦急，不时踮起脚尖，盼着队伍能走得快些。生产队长马友瑞眉头紧锁，眼神烦躁地扫视着队伍，心里暗暗发愁，不知这混乱的场面何时才能结束。史正仁和马友曦在饭台前手忙脚乱，舀饭的手不时颤抖，分饭时差错不断。做饭的牛凤青见状，也赶忙放下手中活计前来帮忙，在三人的忙碌下，队伍才慢慢缩短。而在后厨，负责择菜洗菜的几人，早趁着混乱，偷偷盛好饭菜，躲进后厨，狼吞虎咽吃起来。
大食堂自开办以来，便打着 “流水席” 的旗号，宣称社员们随到随吃。可真到了人多的时候，排队等候是常有的事。不仅本村社员，就连过往行人，也能在此免费就餐，吃完便走，毫无拘束。若是社员家里来了客人，更是无需多言，一并招待。史正仁身兼数职，既是会计，又担任司务长，还得在饭点帮忙分饭，整日忙得脚不沾地。
大食堂刚开办那一个多月，日子倒还过得去，一日三餐有干有稀。食堂门前红旗迎风招展，院内标语色彩鲜艳，煞是热闹。三百多男女老少齐聚一堂进餐，场面堪比民间办喜宴。可热闹背后，问题逐渐显露。
这天，听闻有领导要来参观，还带着记者，马友瑞早早通知大家。社员们有的是给队长面子，有的纯粹为了看热闹，反正早晚都得吃饭，不如此时前来，还能凑个热闹。不多时，门口传来一阵骚动，几个人迈步而入。走在最前头的是个陌生人，公社书记高大智与村书记马友才跟在身后。马友瑞见状，急忙迎上前去。霎时间，院子里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食堂万岁！” 的呐喊响声彻云霄，久久回荡。
这热烈的场面转瞬即逝。排在队伍前头的人早已吃完饭离去，后面的人还在苦苦等候。等他们终于领到饭时，饭菜早已没了热气，变得冰凉生硬。社员们心里满是怨言，却不敢轻易表露。雨天，他们踩着泥泞赶来；冷天，顶着风霜前行，吃冷饭成了家常便饭。老弱病人无人照料，嗷嗷待哺的婴儿也难以得到额外补贴，大家心里虽苦，却只能默默忍受。
回溯1958 年，粮食征购任务如同沉重的巨石，压得众人喘不过气来，最终未能完成。村书记马友才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县里同样压力山大，为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组织搜粮队，打着反瞒产、反私分的旗号，挨家挨户搜粮；还在全县主要干道以及周边县市设立 “劝阻站”，阻拦查缉逃荒的农民。可即便如此，全县缺粮的状况依旧愈发严重，食堂纷纷停伙，浮肿病四处蔓延。大批农民无奈之下，逃往邻近县求生，春耕生产陷入停滞。到了麦收时节，食堂里早已没了粮食，人们饿得没力气收割麦子，再加上人为因素导致的干旱，麦子收成极差，夏荒随之而来。新收的麦子没吃几天，食堂又告罄，饥饿的阴影再次笼罩众人。
无奈之下，人们开始到地里挖野菜充饥。渐渐野菜也吃光了，稻糠、树皮也成了果腹之物。夜幕降临，马友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满脸愁容。儿子马增玉拿着一张去年的报纸，天真无邪地笑着问：“爹，你看人家种的稻子，一亩地能收三万多斤，咱们村咋就不行呢？要是咱村也能收这么多，就不用挨饿了。”
马友才望着年幼无知的儿子，心中满是无奈，轻声说：“孩子，别看了，快去睡觉吧，这些都是假的。” 说着，他从儿子手中拿过报纸，推着儿子去休息。马增玉见父亲神色不悦，虽满心疑惑，却也只能不情愿地离开。
马友才坐在昏暗的油灯下，翻开那张 8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目光死死盯着那醒目的红字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副题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斤” 更是刺得他眼睛生疼。他逐字逐句读着：“麻溪河乡建国一农业社在 1.0166 亩种‘江西早’种子稻田里，创造平均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六十斤的惊人记录。截止目前为止，这是我国早稻大丰收发射出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它比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及本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先后创造的早稻高产纪录高出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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