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获取日军军列时刻表的微缩胶卷，像一块滚烫的炭火藏在宋梅生贴身的口袋里。他急需将其传递给组织，让这份情报转化为对抗敌人的实际行动。按照常规程序，他需要将胶卷通过死信箱传递给“老木”，再由“老木”通过组织的秘密电台发往上级。
然而，意外总是不期而至。
在与“老木”下一次例行接头的日子，宋梅生再次来到市立图书馆。这一次，他没有去工具储藏室，而是在阅览室一个约定好的书架角落，用手指极其隐蔽地摸索着——那里应该有一道用指甲划出的新刻痕，表示“安全，可接收信息”。
指尖传来的触感是光滑的。没有新的刻痕。
宋梅生心中一凛。他不动声色，继续佯装找书，目光却快速扫过整个阅览室。“老木”不在平时常坐的管理员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面生的年轻管理员。气氛似乎有些不同寻常，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感弥漫在空气中。
他按捺住心中的不安，像普通读者一样待了半个多小时，然后起身离开。按照应急程序，如果第一次接头点出现异常，他需要在二十四小时后，去往第二个备用地点——道里区一个偏僻街角的公共布告栏查看。
二十四小时后，宋梅生借口“考察办公用品市场价格”，来到了那个布告栏。布告栏上贴满了各种启事、广告和官方告示。他的目光迅速锁定在右下角一张看似普通的“寻狗启事”上——这是“老木”用来传递紧急简讯的暗号之一。
启事还在，但上面的日期和描述狗的特征词，与他记忆中上一次看到的，没有任何变化。
这意味着，没有新的消息。联络，中断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宋梅生。是“老木”出事了？还是整个联络链条的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最大的可能性，也是地下工作最害怕遇到的情况之一——电台静默。
组织的秘密电台，是他们与上级、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生命线。一旦电台出现故障，或被敌人侦测、破坏，整个情报网络就会变成聋子和瞎子，潜伏人员也会瞬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宋梅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不能慌，更不能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去试图联系。在情况不明时，静观其变，保持潜伏状态，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胶卷必须暂时留在自己手里，直到确认安全。
接下来的几天，对宋梅生来说是一种煎熬。他表面上依旧是那个八面玲珑、忙于搞钱和应酬的宋科长，但内心却时刻紧绷着一根弦。他像往常一样上班、开会、训斥手下、和张怀民虚与委蛇、甚至又和铁路局的李科长吃了一顿饭，一切如常。
但在办公室里独处时，他会下意识地抚摸口袋里那枚冰冷的“喀秋莎”书签，感受那份沉甸甸的责任。电台静默，意味着他失去了组织的指引，也意味着他获取的情报无法送出。每一分钟的延迟，都可能意味着前线的同志错失战机，或者遭遇不必要的损失。
这天下午，王股长抱着一堆单据进来找他签字，看他对着窗外发呆，忍不住问道：“科长，您这两天是不是没休息好？看着有点没精神。要不我把晚上的饭局给您推了？”
宋梅生回过神，揉了揉太阳穴，挤出一个笑容：“没事，老毛病了，一想事儿就头疼。饭局照常，铁路局那帮爷得罪不起。”他拿起笔，熟练地在单据上签下名字，状似随意地问：“对了，老王，这两天局里有什么新鲜事儿没有？感觉外面街上好像比平时安静点？”
他试图从王股长这里旁敲侧击，看看是否有大规模搜捕或行动的迹象，这或许能间接反映“老木”是否安全。
王股长挠挠头：“新鲜事儿？没啥吧……哦对了，听说侦缉队那帮人这两天跟打了鸡血似的，到处转悠，说是上面下了命令，要严查非法无线电信号什么的，抓了几个私自听短波收音机的倒霉蛋，抄走了好几台收音机，搞得人心惶惶。要我说，就是闲的！听个广播能听出啥来？”
非法无线电信号！宋梅生的心猛地一沉。虽然查的是民用收音机，但这很可能意味着敌人的无线电侦测部门正在加大活动力度，甚至可能已经探测到了某些可疑信号，组织的电台静默极有可能与此有关！
“净瞎搞！”宋梅生表面上附和着骂了一句，“有这闲工夫不如去抓几个真正的捣乱分子。行了，你去忙吧，我看完这份报告。”
打发走王股长，宋梅生的心情更加沉重。情况很可能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敌人的无线电监测在加强，组织的电台要么是出于安全起见主动静默，要么就是遭到了破坏。无论是哪种情况，短期内恢复联系的可能性都很低了。
他现在真正成了断线的风筝。口袋里的胶卷，从宝贵的财富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晚上，他不得不打起精神，去参加和铁路局李科长的饭局。酒桌上推杯换盏，笑语喧哗。李科长喝得满面红光，又开始吹嘘铁路局如何重要，调度如何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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