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部长调研的余波，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在榆林官场激荡开一圈圈涟漪，表面平静，水下却暗流汹涌。
市委对榆林“墩苗计划”的肯定性通报很快下发，董国云在县委常委会上意气风发地宣读，要求各级各部门“乘势而上，巩固成果，深化探索”。李鸣风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通报中，但县委大院乃至整个榆林县，都心知肚明谁是这场“战役”的真正功臣。他县委办副主任的位置更加稳固，隐隐有了超越某些老资历副职的势头。
然而，权力的天平每一次微妙倾斜，总会带来新的失衡。
关于柳林镇王老伯土地纠纷的处置，成为了新一轮较量的焦点。在县委常委会上，董国云听取了李鸣风代表“墩苗办”和联合工作组（国土、司法、柳林镇）的汇报。
“经过核查，王老伯反映的问题，主要源于2003年村委会与合作社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时，对边界存在模糊表述，以及部分补偿款因历史原因未能及时足额发放，并非现任合作社负责人张伟同志的责任。”李鸣风汇报条理清晰，“工作组已协调重新勘界，明确了权属，并责成柳林镇政府和合作社在十日内补足历史欠款及合理利息。王老伯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嗯，处理得还算及时妥当。”董国云点点头，目光扫过会场，“这个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墩苗’干部下去干事创业，我们县委县政府就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要帮他们扫清障碍，解决后顾之忧！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各乡镇都要全面排查，依法依规妥善处理，不能再让年轻干部背锅！”
“董书记说得对。”县长郑卫国缓缓开口，声音平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锋芒，“支持‘墩苗’干部是应该的。不过，这件事也暴露出我们在前期工作上的疏漏。土地流转合同这么大的事，当初为什么会有模糊地带？补偿款发放的监管又在哪里？不能因为要支持‘墩苗’，就掩盖了过去工作的不足嘛。”他话锋一转，看向李鸣风，“李主任，你们‘墩苗办’在选拔和把关环节，是不是也该更细致一些？张伟同志能力是不错，但让他负责涉及这么多土地和资金的合作社，是不是有点拔苗助长了？万一再出点岔子，影响的可是整个‘墩苗计划’的声誉，还有我们县委的公信力啊。”
这番话，看似公允，实则暗藏杀机：将问题根源引向“过去工作不足”，矛头隐隐指向当时分管农业的领导和相关部门，可能与董国云线上的人有关。质疑“墩苗办”的选拔把关，暗示李鸣风工作不够细致。 给张伟扣上“拔苗助长”的帽子，试图削弱其在柳林镇的威信和“墩苗”的示范效应。
常务副县长孙立强立刻附和：“郑县长考虑得很周全。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年轻干部热情高是好事，但经验毕竟欠缺。像土地、资金这些敏感领域，我看还是应该由经验更丰富的老同志把关更稳妥。‘墩苗’干部重点放在学习锻炼、处理具体事务上就好。”他这等于是在变相否定“墩苗”干部在关键岗位上的主导权。
会场气氛顿时微妙起来。董国云脸色微沉。李鸣风心念电转，郑卫国和孙立强这是借题发挥，要压缩“墩苗”干部的空间，削弱董国云和他推动的这项政绩工程的影响力！
“郑县长、孙副县长的提醒很有必要。”李鸣风没有直接反驳，而是顺着对方的话说，“这确实提醒我们要更加注重对‘墩苗’干部的全过程管理和风险防控。‘墩苗’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在实践中培养。张伟同志在柳林镇的工作，是在实践导师（镇长）的直接指导和监督下进行的，合作社的重大决策也经过镇党委研究。这次事件，恰恰说明了‘双导师制’的重要性——在问题出现时，有机制能及时发现和纠正。至于经验，不正是要在处理复杂问题中积累的吗？如果因为怕出错就不让年轻干部接触核心工作，那‘墩苗’的意义何在？我们又如何能培养出真正能扛重担的后备力量？”
他环视会场，语气沉稳而有力：“周明华部长在调研时特别强调，要给年轻干部‘压担子’更要‘搭台子’。这个‘台子’，既包括组织支持，也包括容错纠错的空间。只要我们坚持依法依规，加强指导和监督，就不该因噎废食。柳林镇的问题已经依法解决，它非但不是否定‘墩苗’的理由，反而是我们完善机制、更好支持年轻干部成长的契机！”
李鸣风的回应，有理有据，既承认了需要加强管理，又坚决扞卫了“墩苗计划”的核心价值——在实践中培养、在关键岗位锻炼。他巧妙地将周明华的指示作为尚方宝剑，堵住了郑卫国等人试图“收权”的企图。
董国云适时一锤定音：“鸣风同志说得很到位！‘墩苗’计划的方向不能动摇！出了问题就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完善机制！各乡镇、各部门要全力支持‘墩苗’干部开展工作，该把关的把关，该放手的放手！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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