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胡主任那番不咸不淡却暗藏机锋的“非正式表态”，像一股贴着地面悄然蔓延的寒气，很快便渗透进了林家岭合作小组初生的肌体之中。最先感受到这股寒意的，是那些刚刚燃起希望的合作组成员。
首先是李老栓。他兴冲冲地带着按照新标准精心采摘、初步处理好的茶青，送到供销社设在公社的收购站，满心以为能卖个比以前好的价钱。谁知收购员捏了捏茶青，又瞥了一眼李老栓那张因期待而泛红的脸，慢悠悠地开口，语气带着一种程式化的挑剔：“老李啊，你这茶青……嫩是嫩了点，但匀整度不够啊，里面混了些老叶子嘛。按标准，只能算二等。” 二等品的价格，比李老栓预期的低了将近三成。他争辩了几句，说这是按林家新标准采的，比以前好多了。收购员却皮笑肉不笑地回道：“林家标准？我们供销社有供销社的标准！你们那个标准，我们认不认，还得两说呢！”
李老栓憋了一肚子气回来，找到林国栋，又是委屈又是愤懑：“国栋，你说这叫什么事！明明茶比以前好了，价钱反而低了！这不是明摆着刁难人吗？”
紧接着，赵姓茶农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家的茶叶甚至被挑剔干燥度不够，压了价。
就连之前犹豫的王姓茶农，也悄悄传来话，说供销社有人暗示他，跟着林家“瞎折腾”没好处，还是老老实实按老法子种茶卖茶稳妥。
这些消息汇总到林家，刚刚因合作小组初步成型而带来的喜悦，瞬间被一层厚重的阴云笼罩。爷爷林大山气得胡子直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欺人太甚！他们这就是看不得咱们好！故意找茬！”
母亲周芳忧心忡忡：“这可怎么办？供销社卡着收购这一关，咱们的茶卖不上价，合作小组的人心就要散了！李老栓他们还好说，像老王那样的，肯定要打退堂鼓了。”
父亲林国栋的心沉到了谷底。他最担心的情况果然发生了。胡主任没有明着禁止，而是利用供销社在基层收购环节的垄断地位和解释权，进行技术性的刁难和压价。这种手段，阴险而有效，直接动摇了合作小组的经济基础——如果联合起来反而收入下降，谁还愿意跟着干？
压力，如同无形的网，从四面八方收紧。合作小组刚刚点燃的星火，遭遇了第一场冷酷的暗流。
危机面前，林家再次展现出超乎寻常的韧性。家庭会议在一种凝重而决绝的气氛中召开。
“不能就这么认输！”林国栋斩钉截铁地说，“咱们好不容易把大家拢到一起，要是被这点困难吓倒，以后就再也别想抬头做人了！也对不住郑县长的信任！”
爷爷闷声道：“对！咱们的茶没问题！是他们在捣鬼！大不了，咱们不卖给他供销社了！”
“不卖供销社，卖哪儿去？”周芳提出了最现实的问题，“咱们自己零散卖，量上不去，也解决不了合作小组几家的问题啊。”
这确实是个死结。现有的销售渠道过于依赖供销社，而自主开拓市场又非一日之功。
就在这时，林薇眨着大眼睛，提出了一个看似天真却切中要害的问题：“爸爸，郑伯伯知道供销社不买我们的好茶吗？县长伯伯不是比供销社的胡伯伯官大吗？”
女儿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林国栋脑中的迷雾！对啊！不能只被动地承受压力，要主动向上反映情况！郑县长是支持改革试点的，供销社的这种行为，是在变相抵制县里的决策！必须让县长了解到基层的真实阻力！
但这个“状”怎么告，却是个技术活。不能直接去哭诉，那样显得无能；也不能凭空指责，需要证据。
林国栋冷静下来，仔细分析：“直接硬碰硬告状不行。咱们得有理有据。这样，李叔，赵叔，你们下次再去卖茶青，把供销社压级压价的情况，让他们在收购单上写明理由，咱们把单子收集起来。同时，咱们合作小组自己也要更争气，把茶叶品质做得更硬，让人挑不出毛病！到时候，咱们拿着证据和更好的产品，去找张副局长反映情况，由他向上汇报，这样更稳妥。”
这个策略，将个人恩怨转化为工作问题，将被动应付转为主动破局，显得更有章法。
爷爷和周芳都表示赞同。当下，林国栋就去找到李老栓和赵姓茶农，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同时，他对合作小组的内部管理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尤其在茶叶分级和初加工环节，由爷爷亲自把关，确保交给供销社的茶青是无可挑剔的精品。
接下来的日子，合作小组的成员们憋着一股劲，更加精细地管理茶园，严格按照标准采摘、摊晾。每次去供销社交售茶青，都格外留意收购员的评语和定价，并设法保留了相关票据。
另一方面，林国栋也没有坐等。他意识到，绝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必须尽快开拓新的销售渠道。他想起了之前通过座谈会和评比认识的一些县里其他单位的爱好者和零星客户。他开始更加主动地联系这些人，介绍合作小组的茶叶，虽然量不大，但价格远比供销社收购公道，而且客户反馈极好，这给了大家极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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