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西下，家属院里飘起阵阵炊烟。林凡脱下那条鲜艳的红色“踩蹬裤”，小心地叠好，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下一步。
母亲王淑芬看着儿子专注的神情，忍不住问道：“小凡，这裤子是做出来了，你打算怎么卖？真能卖十五块？”她语气里带着怀疑，毕竟林建国一个四级钳工，一个月工资也才六十多块钱。一条裤子卖十五块，在她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林凡把裤子放好，转身对母亲说：“妈，您放心，我心里有数。物以稀为贵，现在全江州穿这种裤子的人都没多少，十五块肯定有人买。不过...”他顿了顿，“我们不能只做一条，太少了。趁着这两天有空，咱们把剩下的布都做成裤子，一共三条，一起拿去卖。”
“三条？”王淑芬看了看桌上剩下的布料，“那点蓝布够做一条，红布还够做一条，但裤腿可能没法像你说的那么宽了。”
“没关系，妈。”林凡思路清晰，“三条裤子，两条红的，一条蓝的。红的抢眼，蓝的稳重，适合不同喜好的人。尺寸也稍微有点区别，一条按我的尺寸，稍微紧身点，另外两条做宽松些，适合个子高点或胖点的人穿。这样选择多一点，卖出去的机会就大一些。”
王淑芬听着儿子条理分明的话，心里有些惊讶。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主意了？说的还一套一套的，听起来居然挺有道理。她点点头：“行，就按你说的。不过妈明天还得上班，只能晚上回来做，估计得要两三天才能做完。”
“不急，妈。”林凡体贴地说，“您慢慢做，注意休息。我正好利用这几天时间，去找找卖裤子的好地方。”
正说着，门外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是父亲林建国下班回来了。
林建国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新布和浆洗的味道，再一看桌上摊开的红色蓝色布料和那条已经做好的红裤子，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这怎么回事？”他指着布料，语气不悦地问王淑芬，“真让他胡闹？还买了这么多布？”
王淑芬连忙解释：“老林，孩子就是想试试...布是他用自己的钱买的，就做了条裤子...”
“试试？这是糟蹋钱！”林建国火气上来了，转向林凡，“我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好好的工不去做，搞这些歪门邪道！这红布绿布的，像什么样子！能当饭吃？”
面对父亲的怒火，林凡没有像往常那样低头不语，而是平静地回应：“爸，这不是歪门邪道。国家现在允许个体经营，鼓励老百姓自谋生路。我做几条裤子卖，一不偷二不抢，靠自己的劳动和手艺赚钱，有什么不对？”
“你还有理了？”林建国见儿子顶嘴，更生气了，“你那叫手艺？你妈那叫手艺！你就是瞎折腾！我问你，这布多少钱？裤子做好了卖给谁？卖不出去怎么办？啊？”
“布是我省下来的钱买的，亏了也算我的，不连累家里。”林凡语气坚定，“卖不出去，我认栽，马上跟您去厂里报名当临时工，绝无二话。但要是我卖出去了，而且赚了钱，就请爸您以后别再反对我做的事。”
林建国盯着儿子，发现儿子眼神里没有丝毫躲闪，只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沉稳和自信。这种眼神，让他一时语塞。他哼了一声，甩手道：“好！我就看你能折腾出什么花样！到时候亏了钱，别哭鼻子！”说完，气呼呼地坐到饭桌旁，不再理会林凡。
家庭会议暂告一段落。虽然父亲强烈反对，但总算争取到了一个“试一试”的机会。林凡知道，行动和结果是最好的说服武器。
接下来的两天，林凡异常忙碌。白天，他不再待在家里，而是连续外出“考察市场”。他几乎跑遍了江州市内所有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工人文化宫、电影院门口、新华书店、公园、还有几个大的厂矿企业的家属区。
他仔细观察年轻人的穿着打扮，留意那些已经开始追求时髦的“先锋分子”。他发现，虽然穿“踩蹬裤”的人还很少，但穿牛仔裤、印花衬衫的人明显多了起来。在电影院门口，他还看到几个留着长头发、提着录音机放邓丽君歌曲的年轻人在炫耀他们的“港衫”，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这一切都印证了他的判断：时尚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正在快速觉醒。
他还重点考察了几个可能的销售地点。国营百货大楼门口人流量大，但管理严格，不允许随意摆摊。电影院门口晚上人多，但光线不好，而且容易和那些“社会青年”起冲突。最后，他把目标锁定在了城北的河滨公园门口。
那里傍晚时分有很多散步、约会的年轻人，旁边还有一个灯光球场，晚上打球、看球的人很多。更重要的是，那里已经自发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夜市，有几个卖糖葫芦、瓜子、冰棍的小贩，管理相对宽松。
地点选好了，接下来就是定价和销售策略。林凡决定，三条裤子不一起拿出来卖。先拿出那条按自己尺寸做的、稍微紧身点的红色裤子作为“展示品”，吸引眼球。如果有人问，就报价十五元，一分不少。他要营造出一种“稀缺”、“时髦”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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