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李振邦就背着装满信件的挎包出发了。这是他留在朝鲜的第十五天，已经摸索出了一条相对安全的送信路线。陈连长给他配了两个战士当助手，一个是机灵的通讯员小刘，另一个是懂朝鲜话的老兵金大成。
“李同志，今天要去三连和五连。”小刘摊开手绘的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出了各连队的位置，“三连在对面山头，五连要过一条河。”
李振邦点点头，把装信的挎包紧紧系在胸前。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动作——信件比性命还要重要。
山路崎岖，三人默默前行。金大成走在最前面，不时停下来观察四周。快到三连驻地时，他们听见一阵读书声。循声望去，见几个战士围坐在一棵被炸断的树桩旁，一个戴眼镜的文化教员正在教认字。
“这是三连的文化课。”小刘低声说，“他们连长说，打仗也要学文化。”
看见李振邦来了，战士们立刻围上来。
“李同志！有我的信吗？”
“俺娘说这个月要来信的！”
“我是四川的李铁柱，有信没？”
李振邦掏出花名册，开始点名分发。每当念到一个名字，就有一个战士兴奋地应声。有个小战士拿到信后，迫不及待地撕开，却把信纸掉在了地上——他的手指在前天的战斗中受伤了，还缠着绷带。
李振邦弯腰捡起信纸，展开念给他听：“儿啊，家里都好，分的田今年收成不错......你妹妹出嫁了，嫁到邻村......”
小战士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他用袖子抹了把脸，不好意思地说：“李同志，谢谢您。我娘不识字，这肯定是请村支书写的。”
分发完信件，李振邦照例收集战士们要寄的信。这时，一个怯生生的声音问：“同志，能帮俺写封信不？”
说话的是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不会超过十八岁。
“当然可以。”李振邦掏出笔记本。
小战士口述道：“爹，娘，俺在朝鲜很好，吃得饱穿得暖。连长对俺很好，像亲大哥一样。前两天俺立功了，用机枪打掉了一架敌机......”他说到这里停住了，不好意思地压低声音，“其实没打下来，就是吓跑了。不过您别告诉俺爹娘实话，就说俺立功了，让他们高兴高兴。”
李振邦一笔一画地写着，心里发酸。他想起昨天在团部听说的事：这小战士所在的班前天遭遇空袭，牺牲了三个战友。
写完信，三连指导员把李振邦拉到一边：“李同志，有件事想麻烦你。我们连有几个伤员要转到后方医院，能不能帮忙带些信给他们家属？都是重伤员，自己写不了信了。”
李振邦接过一叠信封，每个信封上都仔细写着伤员的姓名、籍贯和伤势情况。最上面的信封上写着：“王大山，左腿截肢，意识清醒。”
中午时分，他们到了五连驻地。这个连队驻守在山谷里，条件更加艰苦。连部设在一个天然岩洞里，战士们住在自己挖的猫耳洞里。
五连长是个粗犷的东北汉子，见到李振邦格外热情：“可把你们盼来了！再不来信，战士们都要急疯了。”
发信的时候，李振邦注意到有个战士一直没来领信。花名册上明明有他的名字——陈二宝。
“陈二宝呢？”他问五连长。
连长的笑容凝固了，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前天晚上牺牲了。敌人炮击阵地，他为掩护战友......”
李振邦看着手里那封厚厚的信，信封上娟秀的字迹写着“陈二宝亲启”。他默默把信收进挎包最里层。这是这个月来他遇到的第七封永远无法送达的信。
回去的路上，三人都很沉默。快到运输连时，金大成突然说：“李同志，谢谢你。”
“谢我什么？”
“我家里来信了。”金大成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我娘说，多亏你建立的这个邮路，她才知道我还活着。她已经两年没有我的消息了。”
李振邦看着这个平时不苟言笑的老兵眼眶发红，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晚上，李振邦在煤油灯下整理当天的记录。他在笔记本上写道：
“今日送信情况：三连收信48封，发信52封；五连收信37封，发信41封。发现问题：1.重伤员无法写信回家；2.牺牲战士的家信无法送达；3.部分战士不识字，需要代写书信。”
他继续写道：“建议：1.建立重伤员口述代写制度；2.对牺牲战士的家信，建议由连队指导员统一回复；3.在各连队推广识字班。”
写完报告，他开始帮战士们代写回信。这是他自己立下的规矩——凡是需要代写书信的战士，都可以把要说的话告诉他，由他代笔。
第一个来找他的是个四川籍的小战士。
“李同志，麻烦跟我娘说，我在这里很好，吃得饱穿得暖。实际上，”小战士压低声音，“能不能告诉我娘，我的棉衣在行军时掉进河里了，现在穿的还是战友借的？不过您可千万别提我前天受伤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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