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清晨六点整。
李振邦在黑暗中睁开眼睛时，窗外的天还蒙着层浓墨似的黑。他侧过头，借着窗帘缝隙漏进的微弱天光，能看见林淑娴熟睡的侧脸——她的眉头轻轻蹙着，呼吸均匀，嘴角却带着点浅浅的笑意，大概是做了好梦。五个月的身孕让她的腹部微微隆起，像揣着个温热的小团子，李振邦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尖刚碰到那片柔软的布料，就听见她低低哼了一声，往他身边又靠了靠，发丝蹭过他的下巴，带着皂角的清香。
这是他重生到一九五零年后的第七百三十一天，生物钟依然精准得像前世那块瑞士军表——哪怕没有闹钟，也能在固定的时间醒来。他轻轻起身，尽量让床板不发出“吱呀”的声响，生怕惊动了身旁的人。披上衣架上的公安制服时，手指在第二个扣眼处停顿了一下——那里有个不起眼的补丁，是上周追捕偷粮票的惯犯时，被巷口的铁丝网勾破的，林淑娴用同色的线缝了，针脚细得要凑到灯下才能看清。
厨房里，煤球炉早就凉透了。李振邦从煤筐里捡出三块煤球，放在炉口，又摸出火柴盒——盒里只剩最后两根火柴，他划了好几次才擦出火苗，橘红色的火舌舔舐着煤球，慢慢透出点泛蓝的光。他把昨晚剩下的半碗剩饭倒进铝锅里，加了两碗凉水，放在炉上煮。铝锅的底有点变形，是房东留下的旧物，煮起粥来会发出“咕嘟咕嘟”的轻响，像极了前世他在派出所值班时，电煮锅的声音。这些生活技能，在前世那个连煤气灶都很少碰的他看来，曾经陌生得离谱，如今却成了刻在骨子里的肌肉记忆——就像他拔枪的动作、观察现场的习惯，都带着前世二十年警察生涯的烙印。
六点三十分，李振邦推着自行车走出仁寿里弄堂。清晨的上海还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里，空气里混着煤烟、早点摊的油条香，还有远处黄浦江传来的轮船汽笛声，朦朦胧胧的，像幅没干透的水墨画。他习惯性地放慢脚步，目光扫过街道上的每一个细节：巷口卖菜的张大爷今天多带了一筐青萝卜，萝卜上还沾着泥，用草绳捆得整整齐齐；邮局门口的自行车比平时少了两辆，往常总停在最左边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不见了；早点摊前排队的人里，有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频频回头，像是在等什么人。这些细碎的观察，是他前世在警队练出的本事——任何一点反常，都可能藏着线索。
自行车的链条“咔嗒”响了两声，是脚踏板上的铁丝又松了。他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根细铁丝，弯腰缠紧，指腹蹭到冰凉的车把，想起林淑娴昨晚还叮嘱：“明天把车推去修修，别总自己缠铁丝，不安全。”他当时应着，心里却想着能省就省——这个月的工资要留着给林淑娴买营养品，她最近总说腿酸，医生说要多补点钙。
公安局治安科的办公室还空无一人，阳光刚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斑。李振邦打开自己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案卷、笔记本，还有一个用布包着的放大镜——这是他上个月在旧货市场淘来的德国货，镜片格外清晰，当时花了他三块钱，心疼了好几天，却也知道这东西查案时能派上大用场。他从抽屉最里面取出一份标注着“机密”的档案，档案袋是牛皮纸的，边角已经磨得发毛，这是昨天下午各区分局报上来的汇总材料：最近一周，全市共收缴假粮票八十三斤。
他把档案袋里的假粮票都摊在桌上，一张张铺平。这些粮票有一斤的、三斤的、五斤的，还有十斤的，颜色都是统一的米黄色，乍一看和真粮票没什么区别。李振邦拿起放大镜，凑近一张十斤的假粮票——在镜片下，假粮票的破绽一下子就露了出来：纸质比真粮票粗糙，摸起来有点发涩；水印是印上去的，不是真粮票那种透纸的淡灰色；“上海市粮食局”几个字的印刷线条发虚，尤其是“局”字的竖钩，边缘有毛边。但若不是拿着放大镜仔细看，再加上他前世见过不少假币、假票据的经验，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出差别。
七点整，办事员小孙推门进来，手里攥着个搪瓷杯，杯里的热水冒着热气。“李副科长，您来得这么早？”小孙的声音有点轻，大概是怕吵到别人，“科长刚让我来叫您，说在他办公室等您。”
王科长的办公室里满是烟味，桌上的烟灰缸里堆着好几个烟蒂，都是“飞马”牌的。见李振邦进来，王科长把手里的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振邦。”他从抽屉里抽出一份文件，推到李振邦面前，文件上的字是手写的，字迹有些潦草，“假粮票的事越来越严重了，昨天一天，各粮站收缴的假粮票就有一百二十斤。照这个速度下去，老百姓要是拿到假粮票买不到粮，要出大乱子。”
李振邦拿起文件，快速翻阅着。上面记录着每个粮站收缴假粮票的数量、地点，还有使用假粮票的人的身份——工人、教师、机关干部，甚至还有个小学的校长，每个人都坚称粮票是从正规渠道来的，有的说是单位发的，有的说是从亲戚那里借的，还有的说在黑市上买的，却记不清卖家的样子。“这说明假粮票的流通渠道很隐蔽，而且覆盖面广。”李振邦放下文件，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敲，“我建议成立专案组，专门查这个案子，不然光靠各分局零散调查，抓不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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