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干警立刻分散开，拿着手电筒，在岸边的草丛和垃圾堆里仔细翻找。李振邦蹲在尸体旁，看着那身蓝色工装——工装的布料很普通，是上海本地小工厂生产的，胸前没有印任何厂名，只在衣角缝了个小标签，上面写着“38”，应该是尺码。“这种工装在上海很常见吗？”他问老吴。
“不少私营小厂都用这种工装，没什么辨识度。”老吴摇摇头，“不过国营工厂的工装一般会印厂名，比如‘上海第一印刷厂’‘上海造纸厂’之类的，这个没有，可能是私营厂的，或者是自己买的。”
上午八点，局里的化验结果出来了。老陈拿着化验单，匆匆走进李振邦的办公室，“振邦，有结果了！死者指甲缝里的黑色残留物，确实是特种油墨，成分和之前烧焦纸片上的印油完全一致——都含有苯乙烯-丙烯酸酯共聚物和钛白粉，是日本东洋油墨公司的产品。”
李振邦手里的钢笔顿了一下，墨水在笔记本上洇出个小点儿。“这么说，死者肯定接触过那些伪造的凭证。”他站起身，“有没有查到死者的身份？失踪人口排查得怎么样了？”
“还在查，不过刚才虹口区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有个印刷厂的老师傅，看到我们发的协查通报，说死者可能是他们厂里之前的技术员刘明德。”老吴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张照片，“这是刘明德的档案照片，你看看。”
照片是黑白的，大概两寸，上面的人清瘦，戴圆框眼镜，颧骨有点高，嘴角往下撇，和河汊里的尸体有七八分相似。“刘明德，四十二岁，原大东印刷厂的技术骨干，擅长凹版制版。”老吴念着档案上的内容，“去年十月大东印刷厂整顿，他主动离职，之后就没了消息，据说去了私营厂子，但没人知道具体是哪家。家庭住址在虹口区唐山路23号弄堂，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妻子三年前去世了。”
李振邦拿起照片，和记忆里的尸体对比了一下——左胳膊肘的烫伤疤痕，档案里也提到了，是十年前在厂里不小心被烟头烫的。“走，去唐山路。”他把照片塞进兜里，“去刘明德家看看，说不定能找到线索。”
唐山路的弄堂比李振邦住的更窄，两边的房子挨得近，晾衣竿从这边的窗户伸到那边的窗户，上面挂着的衣服滴着水，落在地上的泥水里，溅起小水花。他们找到23号弄堂，里面住了七八户人家，门口堆着煤球炉子和杂物。
敲了敲最里面的一扇木门，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条缝，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探出头，头发花白，用发网网着，脸上满是皱纹，手里还拿着个正在缝补的袜子。“找谁啊？”老太太的声音有点哑，警惕地看着他们。
“我们是公安局的，找刘明德。”李振邦出示证件，语气放轻，“您是刘明德的母亲吧？”
老太太的脸色一下就变了，手一抖，缝袜子的针掉在地上。“明德他……他怎么了？”她的声音发颤，眼睛里立刻就红了。
“我们想进去谈谈，有些情况需要向您了解。”李振邦尽量让语气温和。
老太太点点头，把门推开，让他们进去。屋子很小，只有十平米左右，摆着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个旧衣柜，家具都很旧，漆皮掉了不少。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是刘明德和一个女人的结婚照，女人笑得很开心，刘明德站在旁边，戴着圆框眼镜，和档案照片上一样。
“明德他……是不是出事了？”老太太坐在床边，双手攥着衣角，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李振邦没直接回答，而是先问：“刘明德去年十月离职后，去了哪里工作？您知道吗？”
“他没说具体的地方，只说是一家文化公司，在杨树浦那边。”老太太抹了把眼泪，“自从去了那家公司，他就变得神神秘秘的，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晚上两三点才回来，身上总是带着股油墨味，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说，只说‘别问了，知道多了不好’。”
“他有没有提过什么人？比如‘谭工’‘赵永明’？”李振邦问。
老太太想了想，摇摇头：“没听过这些名字。不过前几天，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坐在书桌前写东西，我问他写什么，他赶紧把本子合上，说‘妈，您别管，要是我有什么事，您就把这个本子交给公安局’。”
“笔记本呢？”李振邦立刻问。
老太太起身，走到书桌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拿出一个蓝色封面的笔记本，递过来：“就是这个，他昨天早上走的时候，把本子放在抽屉里了，说让我好好收着。”
李振邦接过笔记本，封面是硬纸板的，上面印着“上海文化用品商店”的字样，里面的纸已经用了一半。他一页页地翻，前面记的都是制版的技术参数，比如“凹版雕刻深度0.05mm”“油墨稀释比例1:3”，翻到最后几页，突然出现了几个代号和地址：“A1-杨树浦路178号”“B3-虹口区天宝路56号”“C2-普陀区长寿路203号”，每个代号后面都画了个小圆圈，像是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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