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干警立刻分散开,拿着手电筒,在岸边的草丛和垃圾堆里仔细翻找。李振邦蹲在尸体旁,看着那身蓝色工装——工装的布料很普通,是上海本地小工厂生产的,胸前没有印任何厂名,只在衣角缝了个小标签,上面写着“38”,应该是尺码。“这种工装在上海很常见吗?”他问老吴。
“不少私营小厂都用这种工装,没什么辨识度。”老吴摇摇头,“不过国营工厂的工装一般会印厂名,比如‘上海第一印刷厂’‘上海造纸厂’之类的,这个没有,可能是私营厂的,或者是自己买的。”
上午八点,局里的化验结果出来了。老陈拿着化验单,匆匆走进李振邦的办公室,“振邦,有结果了!死者指甲缝里的黑色残留物,确实是特种油墨,成分和之前烧焦纸片上的印油完全一致——都含有苯乙烯-丙烯酸酯共聚物和钛白粉,是日本东洋油墨公司的产品。”
李振邦手里的钢笔顿了一下,墨水在笔记本上洇出个小点儿。“这么说,死者肯定接触过那些伪造的凭证。”他站起身,“有没有查到死者的身份?失踪人口排查得怎么样了?”
“还在查,不过刚才虹口区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有个印刷厂的老师傅,看到我们发的协查通报,说死者可能是他们厂里之前的技术员刘明德。”老吴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张照片,“这是刘明德的档案照片,你看看。”
照片是黑白的,大概两寸,上面的人清瘦,戴圆框眼镜,颧骨有点高,嘴角往下撇,和河汊里的尸体有七八分相似。“刘明德,四十二岁,原大东印刷厂的技术骨干,擅长凹版制版。”老吴念着档案上的内容,“去年十月大东印刷厂整顿,他主动离职,之后就没了消息,据说去了私营厂子,但没人知道具体是哪家。家庭住址在虹口区唐山路23号弄堂,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妻子三年前去世了。”
李振邦拿起照片,和记忆里的尸体对比了一下——左胳膊肘的烫伤疤痕,档案里也提到了,是十年前在厂里不小心被烟头烫的。“走,去唐山路。”他把照片塞进兜里,“去刘明德家看看,说不定能找到线索。”
唐山路的弄堂比李振邦住的更窄,两边的房子挨得近,晾衣竿从这边的窗户伸到那边的窗户,上面挂着的衣服滴着水,落在地上的泥水里,溅起小水花。他们找到23号弄堂,里面住了七八户人家,门口堆着煤球炉子和杂物。
敲了敲最里面的一扇木门,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条缝,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探出头,头发花白,用发网网着,脸上满是皱纹,手里还拿着个正在缝补的袜子。“找谁啊?”老太太的声音有点哑,警惕地看着他们。
“我们是公安局的,找刘明德。”李振邦出示证件,语气放轻,“您是刘明德的母亲吧?”
老太太的脸色一下就变了,手一抖,缝袜子的针掉在地上。“明德他……他怎么了?”她的声音发颤,眼睛里立刻就红了。
“我们想进去谈谈,有些情况需要向您了解。”李振邦尽量让语气温和。
老太太点点头,把门推开,让他们进去。屋子很小,只有十平米左右,摆着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个旧衣柜,家具都很旧,漆皮掉了不少。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是刘明德和一个女人的结婚照,女人笑得很开心,刘明德站在旁边,戴着圆框眼镜,和档案照片上一样。
“明德他……是不是出事了?”老太太坐在床边,双手攥着衣角,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李振邦没直接回答,而是先问:“刘明德去年十月离职后,去了哪里工作?您知道吗?”
“他没说具体的地方,只说是一家文化公司,在杨树浦那边。”老太太抹了把眼泪,“自从去了那家公司,他就变得神神秘秘的,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晚上两三点才回来,身上总是带着股油墨味,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说,只说‘别问了,知道多了不好’。”
“他有没有提过什么人?比如‘谭工’‘赵永明’?”李振邦问。
老太太想了想,摇摇头:“没听过这些名字。不过前几天,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坐在书桌前写东西,我问他写什么,他赶紧把本子合上,说‘妈,您别管,要是我有什么事,您就把这个本子交给公安局’。”
“笔记本呢?”李振邦立刻问。
老太太起身,走到书桌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拿出一个蓝色封面的笔记本,递过来:“就是这个,他昨天早上走的时候,把本子放在抽屉里了,说让我好好收着。”
李振邦接过笔记本,封面是硬纸板的,上面印着“上海文化用品商店”的字样,里面的纸已经用了一半。他一页页地翻,前面记的都是制版的技术参数,比如“凹版雕刻深度0.05mm”“油墨稀释比例1:3”,翻到最后几页,突然出现了几个代号和地址:“A1-杨树浦路178号”“B3-虹口区天宝路56号”“C2-普陀区长寿路203号”,每个代号后面都画了个小圆圈,像是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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