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邦放慢脚步,目光扫过工人们的工装——新款工装是深蓝色,棉质,左胸印着“上海三印”的白色厂徽,扣子是黑色金属的,直径2厘米,边缘光滑;只有两个老师傅穿的是老款灰色工装,塑料扣子,直径2.5厘米,边缘有斜纹,其中一个老师傅的工装左胸第二颗扣子掉了,用线缝了个布扣代替。
“周厂长,老款工装怎么还在穿?”李振邦问,指了指那两个老师傅。
“他们舍不得扔,说老工装穿着舒服。”周德贵解释,“去年十二月开始换新款,老工装都让交上来统一处理,这两位师傅说家里困难,想留着当便服,我就同意了。”
李振邦没说话,走到赵卫国负责的1号印刷机旁。赵卫国正弯腰调试滚筒,穿的是新款蓝色工装,扣子都扣得整齐,头发有点长,遮住了额头。他调试的动作很熟练,左手扶着滚筒,右手转动调节旋钮,手指修长,虎口处有块老茧——是长期握刻刀留下的,和刘明德手上的很像。
“赵师傅,这机器用着还行?”李振邦凑过去,声音提高,盖过机器的轰鸣。
赵卫国抬起头,眼神有点警惕,点了点头:“还行,就是有时候油墨会漏。”
“漏墨的问题报上去了吗?维护记录里没写。”李振邦翻了翻手里的设备维护记录。
赵卫国愣了一下,说:“小问题,我自己能修,就没报。”
李振邦“哦”了一声,目光落在他的右腿上——赵卫国站着的时候,右腿稍微有点弯曲,重心放在左腿上,走路时右腿落地比左腿轻,像是有旧伤。他不动声色地记下,又走到其他机器旁,问了几个工人设备的情况,重点看了他们的工装扣子,都是黑色金属的,没有灰色塑料扣。
从车间出来,三人去了废料处理车间。车间在一楼角落,不大,堆着成捆的废纸边和废弃印刷品,用麻绳捆着,上面贴着标签,写着日期和重量。两个工人正在打包,用铁钳把麻绳勒紧,“咯吱”响。
“废料怎么处理?”老吴问,拿起一张标签看,上面写着“4月10日,废纸边,150公斤”。
“每天下午五点,运输队来拉,运到造纸厂回炉。”负责废料处理的车间主任姓刘,是个矮胖的中年人,递过来一本《废料出库登记台账》,“每车都有记录,运输队签字,我们这边也签字,一式两份。”
老吴接过台账,翻开仔细看,李振邦和小孙也凑过去——台账上记录得很详细,日期、重量、运输队司机姓名、签字,一目了然。但翻到3月和4月的记录,老吴发现了问题:3月10日,登记出库200公斤,运输队签字是王队长,但造纸厂的入库记录只有150公斤,差了50公斤;3月25日,出库230公斤,入库只有150公斤,差了80公斤;4月5日,出库180公斤,入库只有120公斤,差了60公斤。
“刘主任,这三次怎么差这么多?”老吴指着台账上的红圈,“造纸厂的入库记录我们查了,和你们的出库对不上。”
刘主任的脸色变了,搓着手:“这...可能是运输路上掉了?王队长跟我说过,有时候路不好走,麻绳松了,会掉几包。”
“掉了为什么不报备?也没有损耗记录。”李振邦追问,眼神锐利。
“这...我以为是小问题,王队长说他会处理,我就没报备。”刘主任的声音变小了,不敢看李振邦的眼睛。
李振邦没再追问,走到废料堆旁,假装看废纸边,手指在里面翻了翻——大多是普通的书写纸,印着政府文件的边角,突然摸到一张沾着油污的纸片,比其他纸厚,质地挺括。他趁人不注意,把纸片塞进兜里,又继续翻了翻,没再发现异常。
中午,三人在厂食堂吃饭。食堂在一楼,用木板隔成的,摆着几张长桌,工人们拿着铝制饭盒排队打饭。今天的主菜是白菜炖粉条,飘着几点油花,每人一勺,主食是馒头或米饭,限量供应。李振邦要了两个馒头,一碗白菜炖粉条,和老吴、小孙坐在角落。
“那纸片得让老陈化验。”李振邦压低声音,从兜里掏出纸片,用油纸包好,递给小孙,“上面有半个徽记,看着和之前的像,你下午回局里,让老陈重点查纸张和油墨成分。”
“好。”小孙接过,塞进内袋。
老吴咬了口馒头,说:“夜班工人我都记下来了,除了赵卫国,还有孙建军、李大海、张红梅,都是去年十月调来的,孙建军和李大海以前在纺织厂干过,张红梅是学徒,只有赵卫国是印刷出身。”
“赵卫国的步态有问题,右腿旧伤,和旧车间的脚印对得上。”李振邦喝了口菜汤,汤有点咸,“下午去门卫室查来访登记簿,重点看三月和四月的,特别是钱仁安来访那两天。”
饭后,周德贵要留他们休息,李振邦推辞了,说要去门卫室查安全记录。门卫室里,老杨正趴在桌上打盹,被叫醒后,有点迷糊,指着墙角的柜子:“来访登记簿在里面,从去年到现在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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