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科长...你来了。”李德明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每说一个字都要喘口气，“坐...床前有凳子。”
李振邦搬过木凳坐下，凳面是凉的，透着股潮气。他从包里掏出个苹果——昨天林淑娴让他带的，说病人需要补充维生素，他用衣角擦了擦，放在床头柜上：“医生说你现在不能吃硬的，等会儿让护士帮你刮成泥。”
李德明点点头，目光落在苹果上，看了几秒，又转向李振邦：“我知道...我没几天了。今天找你，是有两件事要交代。”他抬起手，手腕上的镣铐已经取了，只剩下个铁环，皮肤磨得发红，“第一件事，关于侨汇券。台湾那边...上个月派了人来，说要仿制侨汇券，用的是新的技术，比假粮票难分辨。他们找的是第三印刷厂的人，具体是谁...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们的印版...藏在十六铺码头的4号仓库，堆在橡胶下面。”
李振邦立刻掏出笔记本，铅笔在纸上写得飞快——按审讯规程，重要线索要当场记录，还要让提供人确认。“4号仓库？橡胶堆？有没有具体的标记？”
“有个红色的油漆点...在橡胶堆的侧面。”李德明咳嗽起来，咳得身子发抖，手捂着嘴，指缝里渗出点血，“第二件事...这个。”他侧身从枕头下摸出个小布包，布是蓝印花布，边角已经磨破，里面包着个东西，硬邦邦的。
李振邦接过布包，打开一看，是枚寿山石印章，约摸两寸见方，上面刻着“诚信为本”四个篆字，边角磨得圆润，看得出是经常把玩的。“这是我父亲的遗物。”李德明的声音软下来，带着点哽咽，“我父亲是清末的雕版师傅，专刻私章和商号印。1937年日本人来的时候，让他刻假的通行证，他不肯，被日本人打断了右手...临终前他说，李家世代靠手艺吃饭，手艺可以丢，良心不能丢。”
他看着印章，眼睛里泛起水光：“可我...我不仅丢了良心，还靠刻假票害人。这印章...我带在身上几十年了，现在交给你，算是我最后一点悔意。你把它交给政府，告诉他们...我李德明，到死才明白，我错得有多离谱。”
李振邦握紧印章，石头温润，还带着李德明的体温。他想起之前审讯时，李德明说过1947年女儿死于霍乱的事，突然问：“你养女赵秀英，现在在哪？你有没有安排她做什么？”
李德明的身体僵了一下，闭上眼睛，过了几秒才睁开：“秀英...是我在1947年霍乱时捡的，她父母都死了，我把她带大。我没让她做坏事...就是让她帮我收过几次信。她还小，不懂事，你们...别为难她。”
离开医院时，护士送来了苹果泥，李德明坐在床上，一勺一勺慢慢吃，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脸上，竟透着点平和。李振邦走到楼梯口，回头看了一眼，病房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轻微的咀嚼声——这个刻了一辈子假票、害了无数人的敌特分子，最后也不过是个渴望救赎的老人。
回到市区，李振邦直接去了侨务办公室。侨务办在淮海中路的一栋老洋房里，原本是法国商人的住宅，1950年后改成了侨务办，木质楼梯踩上去“咯吱”响，墙上挂着“欢迎华侨归国”的标语。办公室主任陈启明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穿件白色的确良衬衫，袖口卷到小臂，说话带着南洋口音：“李科长，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呢！”
他从保险柜里拿出个铁盒，打开里面全是侨汇券样本，有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三种面额，纸张是进口的道林纸，透着淡淡的米黄色，上面印着“中国人民银行侨汇券”的字样，还有水印——侧光一看，是个小小的五角星。“你看这五十元的，”陈启明指着券面，“上面有根金属线，是嵌入式的，从左到右贯穿，假券一般是画上去的，用指甲刮会掉色。”
李振邦拿起一张十元的侨汇券，对着光看：“最近有没有发现假券？”
“有！”陈启明从抽屉里拿出张皱巴巴的侨汇券，“上周华侨商店的售货员发现的，你对比一下——真券的水印要侧光45度才看得见，假券的水印是印上去的，平光就能看见；还有油墨，真券用的是进口快干油墨，擦不掉，假券用的是普通油墨，用酒精一擦就花。”
他又拿出本登记册，上面记录着最近兑换侨汇券的人员信息：“大部分是真侨眷，但有几个可疑的，比如这个叫‘王建国’的，上个月兑换了五百元的侨汇券，说是他舅舅从新加坡寄来的，但我们查了侨汇记录，根本没有这笔汇款。”
李振邦把假券和登记册都复印了一份，塞进包里：“陈主任，麻烦你让华侨商店、友谊商店的人留意一下，要是有人用这种假券，立刻跟我们联系。”
接下来的三天，李振邦带着专案组的人跑遍了上海的涉外场所。华侨商店在南京东路，门口挂着“侨汇商品供应点”的牌子，里面的货架上摆着进口奶粉、瑞士手表、英国毛料，都是凭侨汇券购买的，普通市民就算有钱也买不到。李振邦穿着便装，假装成想买手表的顾客，跟售货员聊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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