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科长...你来了。”李德明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每说一个字都要喘口气,“坐...床前有凳子。”
李振邦搬过木凳坐下,凳面是凉的,透着股潮气。他从包里掏出个苹果——昨天林淑娴让他带的,说病人需要补充维生素,他用衣角擦了擦,放在床头柜上:“医生说你现在不能吃硬的,等会儿让护士帮你刮成泥。”
李德明点点头,目光落在苹果上,看了几秒,又转向李振邦:“我知道...我没几天了。今天找你,是有两件事要交代。”他抬起手,手腕上的镣铐已经取了,只剩下个铁环,皮肤磨得发红,“第一件事,关于侨汇券。台湾那边...上个月派了人来,说要仿制侨汇券,用的是新的技术,比假粮票难分辨。他们找的是第三印刷厂的人,具体是谁...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们的印版...藏在十六铺码头的4号仓库,堆在橡胶下面。”
李振邦立刻掏出笔记本,铅笔在纸上写得飞快——按审讯规程,重要线索要当场记录,还要让提供人确认。“4号仓库?橡胶堆?有没有具体的标记?”
“有个红色的油漆点...在橡胶堆的侧面。”李德明咳嗽起来,咳得身子发抖,手捂着嘴,指缝里渗出点血,“第二件事...这个。”他侧身从枕头下摸出个小布包,布是蓝印花布,边角已经磨破,里面包着个东西,硬邦邦的。
李振邦接过布包,打开一看,是枚寿山石印章,约摸两寸见方,上面刻着“诚信为本”四个篆字,边角磨得圆润,看得出是经常把玩的。“这是我父亲的遗物。”李德明的声音软下来,带着点哽咽,“我父亲是清末的雕版师傅,专刻私章和商号印。1937年日本人来的时候,让他刻假的通行证,他不肯,被日本人打断了右手...临终前他说,李家世代靠手艺吃饭,手艺可以丢,良心不能丢。”
他看着印章,眼睛里泛起水光:“可我...我不仅丢了良心,还靠刻假票害人。这印章...我带在身上几十年了,现在交给你,算是我最后一点悔意。你把它交给政府,告诉他们...我李德明,到死才明白,我错得有多离谱。”
李振邦握紧印章,石头温润,还带着李德明的体温。他想起之前审讯时,李德明说过1947年女儿死于霍乱的事,突然问:“你养女赵秀英,现在在哪?你有没有安排她做什么?”
李德明的身体僵了一下,闭上眼睛,过了几秒才睁开:“秀英...是我在1947年霍乱时捡的,她父母都死了,我把她带大。我没让她做坏事...就是让她帮我收过几次信。她还小,不懂事,你们...别为难她。”
离开医院时,护士送来了苹果泥,李德明坐在床上,一勺一勺慢慢吃,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脸上,竟透着点平和。李振邦走到楼梯口,回头看了一眼,病房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轻微的咀嚼声——这个刻了一辈子假票、害了无数人的敌特分子,最后也不过是个渴望救赎的老人。
回到市区,李振邦直接去了侨务办公室。侨务办在淮海中路的一栋老洋房里,原本是法国商人的住宅,1950年后改成了侨务办,木质楼梯踩上去“咯吱”响,墙上挂着“欢迎华侨归国”的标语。办公室主任陈启明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穿件白色的确良衬衫,袖口卷到小臂,说话带着南洋口音:“李科长,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呢!”
他从保险柜里拿出个铁盒,打开里面全是侨汇券样本,有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三种面额,纸张是进口的道林纸,透着淡淡的米黄色,上面印着“中国人民银行侨汇券”的字样,还有水印——侧光一看,是个小小的五角星。“你看这五十元的,”陈启明指着券面,“上面有根金属线,是嵌入式的,从左到右贯穿,假券一般是画上去的,用指甲刮会掉色。”
李振邦拿起一张十元的侨汇券,对着光看:“最近有没有发现假券?”
“有!”陈启明从抽屉里拿出张皱巴巴的侨汇券,“上周华侨商店的售货员发现的,你对比一下——真券的水印要侧光45度才看得见,假券的水印是印上去的,平光就能看见;还有油墨,真券用的是进口快干油墨,擦不掉,假券用的是普通油墨,用酒精一擦就花。”
他又拿出本登记册,上面记录着最近兑换侨汇券的人员信息:“大部分是真侨眷,但有几个可疑的,比如这个叫‘王建国’的,上个月兑换了五百元的侨汇券,说是他舅舅从新加坡寄来的,但我们查了侨汇记录,根本没有这笔汇款。”
李振邦把假券和登记册都复印了一份,塞进包里:“陈主任,麻烦你让华侨商店、友谊商店的人留意一下,要是有人用这种假券,立刻跟我们联系。”
接下来的三天,李振邦带着专案组的人跑遍了上海的涉外场所。华侨商店在南京东路,门口挂着“侨汇商品供应点”的牌子,里面的货架上摆着进口奶粉、瑞士手表、英国毛料,都是凭侨汇券购买的,普通市民就算有钱也买不到。李振邦穿着便装,假装成想买手表的顾客,跟售货员聊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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