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邦在常委会上动用权威强行安排了自己人担任财政局长,这记重拳不仅打掉了我们趁势推进战略的企图,更重新巩固了他摇摇欲坠的权威。他用自己的行动向所有常委宣告:在青州,最终拍板的人,依然是他李振邦。
接下来的日子,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规则的牢笼”。
新任财政局长上任后,对“联动发展战略”的资金申请,态度比李爱国时期更加“规范”和“谨慎”。他以“需要进一步论证”、“风险管控”、“避免形成新的政府债务”等无可挑剔的理由,将资金拨付的流程无限期拉长。所有程序都符合规定,让你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战略推进的实质工作,就是动弹不得。
这不仅仅是财政局。其他各部门也敏锐地嗅到了风向的变化。
我批示要求加快进度的几个民生项目,在相关部门那里都变成了“需要集体研究”、“等待上级批复”。之前主动靠拢的环保局长张为民,被李振邦以“加强理论学习”为由,派去省委党校参加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班。审计局长周海,则被安排牵头一项跨度长达半年的全市“历史遗留问题”专项审计,精力被完全牵扯。
李振邦没有动用任何非法手段,他只是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充分利用了作为市委书记的组织调动权、工作部署权,就成功地把我初步搭建起来的支持网络拆解得七零八落,将我的手脚牢牢束缚住。
他甚至开始“关心”我的工作。在一次书记办公会上,他明确提出:“林别同志作为常务副市长,任务繁重,既要牵头临港新城的前期筹备,又要负责政府的日常运转,太辛苦了。我看,发改委、国土资源局这几个重要的经济部门,还是由耀民同志直接分管吧,这样更有利于统筹协调。”
孙耀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在李振邦的目光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的,书记,我来直接抓。”
我心中冷笑,这是连我分管的实质性权力也要收走了。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因为从工作分工上讲,这完全合理。
“我服从组织安排。”我平静地表态。这个时候,任何情绪化的反应都只会授人以柄。
走出会议室,孙耀民有些愧疚地看着我:“林市长,这……”
“孙市长,不必多说,我理解。”我打断他。在巨大的压力下,孙耀民选择自保,是官场的常态。
我仿佛被孤立在了一座孤岛上。表面上看,我依然是位高权重的常务副市长,但实际上,我的政令几乎出不了市政府办公室。李振邦用一套组合拳,给我编织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规则牢笼。
晚上,我独自在办公室,看着墙上青州市地图,目光最终落在了 “临港新城区” 那片用虚线勾勒出的区域上。这是目前唯一还明确由我牵头负责的领域,也是李振邦原本想用来困住我的“陷阱”。
或许,这个“陷阱”,也能成为我破局的 “特区”?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中逐渐清晰。既然在现有的权力格局和规则下我寸步难行,那么,我能不能在“临港新城区”这块白纸上,建立一套新的规则?一套更高效、更透明、更符合市场规律的规则?
比如,绕过市财政,直接争取省级专项资金和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
比如,在土地出让、项目审批上,实行真正的“一站式服务”和“标准地”出让,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预和卡要?
比如,成立一个由专业人才组成的、相对独立的新城管委会,直接对指挥部负责?
这很难,需要打破许多惯例,会触动无数人的利益,也会招致李振邦更疯狂的打压。但这是目前唯一可能打破僵局的路。
我拿起笔,开始在稿纸上勾勒“临港新城区体制机制创新方案”的框架。我要把李振强用来困住我的牢笼,变成我推行改革、积累力量的试验田!
就在我凝神思考时,方韵敲门进来,脸色有些凝重:“林市长,刚接到市委办通知,明天上午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传达省委重要精神,并部署下一阶段维稳安保工作。通知特别强调,所有常委、副市长必须全员在位,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
我眉头一皱。在这个敏感时期,突然强调维稳和全员在岗?李振邦又想做什么?一种不好的预感浮上心头。他难道还想用更极端的手段来限制我的行动?
看来,我的破局之路,注定不会平坦。李振邦的反击,一环扣着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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