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水管道的危机，在“数字孪生”城市模型的高效辅助下得以迅速化解。抢修队伍根据模型精准推算出的几个高概率泄漏点区域进行针对性开挖，果然在第二个探查点就找到了破损处，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三个小时，将对市民生活和交通的影响降到了最低。这场突如其来的“压力测试”，非但没有成为纰漏，反而像一块试金石，向国家级调研组成员们生动展示了青州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城市精细治理的务实能力和显着成效。
调研组的考察工作圆满结束。在最后的反馈会上，带队领导高度肯定了青州“不追求高大上概念，紧扣实际需求，小步快跑，成效显着”的数字化转型路径，认为其对于众多正处于转型升级摸索期的中小城市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
送走调研组的那一刻，包括孙耀民在内的所有参与迎检的干部都长长舒了一口气，脸上洋溢着如释重负的喜悦。几个月来的高压和筹备，终于换来了权威的认可。
然而，当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人时，那股支撑着我连续奋战数月的心气仿佛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彻骨髓的疲惫和……难以言喻的孤独。窗外，青州的夜景璀璨而安宁，这片土地的繁荣与秩序，此刻仿佛都系于我一念之间。权力带来的不仅是荣耀，更是无人可以分担的沉重责任。成功的喜悦，竟也无处分享。
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我几乎是无意识地拿起了那部仅用于极少数关键联系的加密手机，拨通了那个早已烂熟于心的号码。
电话接通了，背景异常安静。但传来的却不是沈墨平日里那清冷平稳、不带丝毫情绪波动的声音，而是几声压抑的、带着明显不适的轻咳。
“喂？”她开口了，声音里透着一种罕见的沙哑和虚弱，像被砂纸磨过一般。
我的心骤然一紧，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你病了？”话一出口，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语气有多么急切，甚至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责问意味。在我固有的认知里，沈墨永远是那个算无遗策、冷静自持、仿佛永远不会被凡俗病痛所扰的存在。
“没事。一点小感冒。”她试图用惯常的平淡语气回应，但紧接着又是一阵更为剧烈的咳嗽，彻底暴露了她的真实状况。
那咳嗽声通过电波传来，每一声都像敲打在我的心坎上。“你在哪儿？还在京城？”我追问，语气里的关切连自己都感到意外。我忽然发现，我对她的了解其实少得可怜。除了知道她在部委工作，背景深厚，是关键时刻可以倚仗的盟友之外，我对她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不知道她具体住在哪里，不知道她生病时是否有人照料，不知道她是否也会在深夜里感到孤单。
“嗯。”她只给了一个简单的鼻音，似乎连多说一个字的力气都吝于付出。
“吃药了吗？看医生了没有？”我变得有些啰嗦，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抛出，完全失去了平日里的沉稳。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她独自一人蜷缩在京城某个公寓里，发着高烧，连杯热水都无人递上的画面。这个想象让一种尖锐的心疼和莫名的焦躁在我胸腔里蔓延开来。
“吃了……睡一觉就好。”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带着浓得化不开的倦意，仿佛随时都会陷入沉睡。
听着她这难得一见的脆弱，一种强烈的冲动几乎要冲破理智的束缚——我想立刻订最早的航班飞去京城，亲眼确认她是否安好，想为她做点什么，哪怕只是倒一杯温水。
但现实像一盆冷水浇下。我是青州的常务副市长，是无数人瞩目的焦点，我的行踪牵动着太多人的神经。在这个敏感时期，任何不寻常的举动都可能被过度解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种明知她在需要帮助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比面对李振邦的刁难、应对袁家的狙击时更加令人煎熬。
“沈墨，”我下意识地放柔了声音，一种连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温柔渗透在字里行间，“照顾好自己。我……很担心你。”最后那几个字，几乎是贴着话筒呢喃而出，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静得只能听到她微弱的呼吸声，以及偶尔压抑的轻咳。时间仿佛凝固了，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沉重跳动的声音。久到我以为她已经握着电话昏睡过去，正准备再次开口呼唤她的名字时，她极轻地、几乎微不可闻地回应了一句：
“……知道了。”
然后，不等我再说什么，听筒里便传来了短促的忙音。她挂断了。
我缓缓放下手机，那冰冷的电子设备似乎还残留着她方才虚弱的余温。她最后那句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依赖和……妥协的“知道了”，像一片最轻柔的羽毛，悄无声息地落在了我心湖最深处的软肋上，漾开了一圈圈复杂的涟漪。
我们之间，那层由利益同盟、互相欣赏和共同目标构筑的坚固壁垒，似乎就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因她偶然流露的脆弱和我不加掩饰的关切，被凿开了一道细微的裂缝。某种超越了战友情谊的东西，正沿着这道裂缝，悄然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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