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的春风，裹挟着变革的气息，吹拂着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西北军区总督孙传庭的行辕内，气氛肃杀。
他正对着麾下将领，手指重重地点在舆图上几处卫所位置。
“西安左卫、延安卫、固原镇，”孙传庭声音冷峻，“空额几近三成！老弱充数者更众！这样的兵，如何御敌？如何安民？”
一名跟随他多年的参将低声道：“大帅，这些卫所军官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否……”
“没有是否！”孙传庭断然打断，“陛下授我专断之权，整顿西北军务，刻不容缓！”
“传令：三日后，本督亲赴各卫点验！所有在册官兵，一律核验身份，考核骑射、火器技艺！”
“凡老弱不堪、技艺荒疏者，一律裁汰，转归屯田！空额者，限十日内据实上报，卫所主官及千户、百户，若有隐瞒，以贪墨军饷论处，革职拿问！”
他目光扫过众将：“我知道你们当中，也有人与地方卫所牵扯不清。”
“但今日之言，便是最后通牒！要么跟着本督，练出一支能战之兵，要么，就跟着那些蠹虫一起，被扫进故纸堆！何去何从，尔等自决！”
众将凛然，皆知孙传庭此番是动了真格，纷纷躬身领命。西北军改的雷霆之势，已然掀起。
帝国的变革，不仅在于朝堂和边疆，更在于那广袤乡村的细微之处。
当孙传庭在西北挥动军改利刃，整饬卫所，汰弱留强之时，他面对的不仅仅是盘根错节的军官利益集团，
还有崇祯元年以来，因天灾、加派而滋生，却又在新政下迅速被瓦解或转化的流寇问题。
陕西，延安府安塞县，一处新开辟的屯垦营地。
此地原为荒滩，如今却被整齐的田垄和引水渠分割。
营地边缘，一座由水泥和砖石砌成的磨坊正在兴建，负责监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面容粗犷、左手缺了两根手指的汉子。
他嗓门洪亮，指挥着数十名民夫和泥砌砖，颇有章法。
此人名唤高迎祥。
若按原本历史轨迹，他此刻应已聚众数千，呼啸山林，自称“闯王”，成为令朝廷头痛不已的流寇巨酋。
然而如今，他却是这安塞屯垦营的“工头”，身上穿着的是朝廷发放的粗布号服，而非那象征叛逆的毡帽。
去岁此时，高迎祥确实因活不下去，串联了百十号乡亲，占了附近一座山头，
做些劫掠富户、抗拒官府的勾当。规模虽不大，却也引得地方上报“流寇初起”。
但没等他们坐大，孙传庭的雷霆手段便来了。
大军围山并非强攻，而是断其粮道，同时派能言善辩之士，手持陕西总督衙门的告示，反复宣讲朝廷新政：
参与“以工代赈”修筑水利、道路者，每日管饱，另有工钱；
愿意接受安置，开垦荒地者，前三年免赋，官府借给籽种、农具；身体强健、愿意从军者，经选拔可入“新标军”，饷银优厚，家属优先安置。
但若执意造反，那…。
起初，高迎祥等人不信，认为是官府的诱杀之计。
但围困半月，眼见山下河道上确实有大量民夫在官府组织下开挖河道，领取粮食，
更有传言说某处山寨的人下山投诚后，真的分到了荒地。
山寨内部开始分化，人心浮动。
最终，是高迎祥自己下了山。
他并非投降，而是要求面见孙传庭。
孙传庭竟真的见了他，没有刀斧手，只有一份安塞屯垦营的规划图和一份“工头”的任命文书。
“高迎祥，本督知你骁勇，亦有威望，非甘心为盗之辈。”
孙传庭看着他，目光如炬，“如今天子圣明，推行新政，意在安民。
这安塞营地，正缺一个能镇住场面、带领大家垦荒建屋的人。
你可愿干？干好了，是正道，是前程。
若不愿，或阳奉阴违，本督麾下新军的燧发枪，正好缺个试靶的。”
高迎祥看着地图上那规划整齐的田亩、水渠和即将兴建的磨坊、仓库，又看了看孙传庭那不容置疑的眼神，沉默良久，最终单膝跪地：“……愿为督师效力！”
于是，昔日的“闯王”成了今日的工头。
他带着原本山中的兄弟，以及陆续从各方招募来的流民，在这片荒滩上扎下根来。
朝廷调拨的粮食、工具陆续到位，虽然辛苦，但每日能吃饱，月底有微薄工钱，看着田垄一天天成型，房屋一栋栋建起，那种踏实感，是啸聚山林时从未有过的。
高迎祥那缺失的手指，便是在一次搬运巨石加固渠坝时被砸断的，他哼都没哼一声。
孙传庭闻知，特批了十两银子的抚恤。这份“官家的赏识”，让高迎祥心中五味杂陈，却也愈发卖力。
类似安塞营地这样的安置点，在陕西、山西不止一处。
卢象升在河南、山东推行新政，清理卫所、清丈田亩的同时，也大力组织“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安置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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