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潘金莲的 “恶”，并非天生的恶毒，而是封建制度下女性悲剧的产物。她出身卑微，被卖作使女，后又被转卖为妾，一生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西门庆的家中，她深知 “宠爱是唯一的生存资本”，因此不得不以媚术取悦西门庆，以狠毒打压竞争对手。她的嫉妒，本质上是对 “生存危机” 的恐惧；她的残忍，本质上是对 “命运不公” 的扭曲反抗。书中描写她 “每日搽脂抹粉，打扮得花团锦簇，只盼着西门庆来宠幸”，这种看似光鲜的生活背后，是无尽的空虚与焦虑 —— 她知道自己的一切都依附于西门庆的喜好，一旦失宠，便会落得任人欺凌的下场。
但潘金莲的悲剧在于，她将自己的不幸转化为了对他人的伤害，用毁灭别人的方式来试图拯救自己。她没有意识到，嫉妒与狠毒如同毒药，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会腐蚀自己的心灵。她越是打压如意儿，越是想独占西门庆的宠爱，就越是陷入欲望的泥潭无法自拔。这种 “以恶制恶” 的生存方式，最终让她走向了众叛亲离的结局。这对当下的读者有着深刻的启发：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不公与挫折，但如果选择用仇恨、嫉妒去回应，只会让自己陷入负面情绪的漩涡，最终毁掉自己的人生；唯有以宽容、善良的心态面对，才能走出困境，获得真正的幸福。
（三）吴月娘：隐忍背后的虚无者
吴月娘作为西门庆的正妻，在第 72 回中依然扮演着 “端庄隐忍” 的角色。面对西门庆的纵欲，她 “虽不十分乐意，却也不敢违拗”；面对潘金莲的跋扈，她 “只作没看见，凡事将就”；面对家中的混乱，她 “每日诵经念佛，只求平安”。她看似是家庭的 “稳定剂”，实则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吴月娘的隐忍，并非出于大度，而是出于 “正妻” 身份的束缚与无奈。在封建家庭中，正妻的职责是 “相夫教子、打理家事”，她的地位与家庭的兴衰紧密相连。因此，即使她对西门庆的所作所为不满，对潘金莲的狠毒反感，也只能选择隐忍 —— 她不敢得罪西门庆，怕失去正妻的地位；她不敢过度打压潘金莲，怕引发家庭内乱。这种 “忍”，让她看似保全了自己的地位，却也让她失去了自我。她的人生没有自我追求，没有真情实感，只剩下对 “家庭完整” 的空洞执念。
书中描写她 “每日清晨起来，先在佛前焚香祷告，愿夫君早早回心转意，家庭和睦”，这种祷告充满了自欺欺人。她明知西门庆本性难移，明知家中矛盾重重，却依然寄希望于虚无的宗教信仰，而不愿主动改变现状。这种 “消极隐忍” 的人生态度，最终让她在西门庆死后，陷入了孤苦无依的境地。吴月娘的悲剧告诉我们：人生不能只靠 “忍” 来度过，面对不公与混乱，一味的隐忍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唯有坚守自己的底线，主动争取自己的权益，才能掌握人生的主动权。如果只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即使看似拥有一切，最终也会一无所有。
（四）应伯爵：趋炎附势的寄生者
应伯爵作为西门庆的头号帮闲，在第 72 回中更是将 “趋炎附势” 的本性发挥到了极致。西门庆从东京归来，他第一时间赶来捧场，“进门就磕头，口称‘老爷恭喜荣归’”，随后便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老爷如今是朝廷命官，不比往日，我们这些人能跟着老爷，真是三生有幸”。他不仅在言语上讨好西门庆，还主动为西门庆出谋划策，帮他打理 “认义子” 的事宜，甚至为他物色新的美女，只为换取西门庆的赏赐与庇护。
应伯爵的人生，是典型的 “寄生式人生”。他没有自己的事业，没有自己的尊严，一生都依附于西门庆这样的权贵。他将 “讨好别人” 当作谋生的手段，将 “利益交换” 当作处世的准则。书中描写他 “见西门庆高兴，便趁机索要银两，说是家中有急事”，这种赤裸裸的索取，毫无羞耻之心。他以为只要紧紧依附西门庆，就能一辈子过着安逸的生活，却不知 “寄生者” 的命运永远掌握在别人手中 —— 一旦宿主倒下，寄生者便会失去生存的依靠。
应伯爵的形象，在当下社会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多少人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与尊严，一味地讨好权贵、依附他人，以为这样就能走捷径、获成功。但实际上，依附他人获得的 “成功” 如同空中楼阁，随时都可能崩塌；而靠自己的努力与才华赢得的成就，才是最坚实、最长久的。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依附了多少人，而在于你成就了多少事；人生的尊严，不在于你获得了多少赏赐，而在于你坚守了多少底线。
三、情节细节的隐喻解读：欲望狂欢下的命运伏笔
第 72 回的许多细节看似平淡，实则蕴含着深刻的隐喻，为后续人物的命运走向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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