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五月，北京的天气已然开始燥热起来，但乾清宫西暖阁内，却因冰鉴里散发出的丝丝凉意和此刻凝重的气氛，显得有些阴冷。
朱由检，这位大明王朝的新君，端坐在御案之后，身上那袭明黄色的常服，似乎也未能给他增添多少暖意。他面色平静，唯有那双过于专注、偶尔闪过一丝锐光的眼睛，透露着他内心的波澜。他正在聆听的，是足以让任何一位志在励精图治的君主感到彻骨冰寒的汇报。
御案下首，英国公张惟贤肃然而立。这位世袭罔替、与国同休的勋臣之首，如今已是须发花白，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与难以舒展的忧思。他微微躬着身，声音沉缓而沙哑，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肺腑深处艰难挤出，砸在冰冷的金砖地面上。
“陛下，”张惟贤的声音在空旷的暖阁内回荡，“京营三大营，太祖、成祖时乃天下精锐，纵横漠北，所向披靡。然时至今日……老臣每思及此，痛心疾首！”
他顿了顿，似乎在积蓄力量，继续道：“按制，三大营额设官军十万有余。然经臣与兵部、五军都督府反复核查，如今在册者，仅七万三千余人。这七万三千之数，尚需剔除诸多虚冒、占役之名。京师之内，皇亲国戚、勋臣内官、各部衙门，乃至富商巨贾，皆视营兵为私役，看家护院、营造土木、充作仪仗，甚至转卖牟利者，比比皆是！若将此类空额、役占之兵剔除，实际能按期点卯、参与操演者，不足四万。”
朱由检的手指无意识地捻动着御案上的一份奏章边缘，没有说话。
张惟贤深吸一口气，抛出了更残酷的数字：“而这四万之众，其中老弱病残，不堪驱驰者又占大半。军械朽坏，甲胄不全，战马稀缺。臣……臣据实以报，如今京营七万之众，剔除所有虚弊，真正能披坚执锐，堪为陛下驰骋沙场者，”他喉头滚动，声音艰涩，“恐……恐不足五千！”
“五千？”朱由检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压抑的力度，“朕的京畿禁旅，大明的最后屏障，能战之兵，竟只有五千？”他的目光扫过张惟贤，落在其身后一位年约三旬、面容与其有几分相似的将领身上。那是英国公世子张之极。
张之极感受到皇帝的目光，立刻上前一步，躬身接口。他的声音比其父多了几分年轻气盛，却也带着深深的无奈：“陛下，京营之弊，非一日之寒，实乃百年沉疴！根源在于，军士已不成其为军士，实与役夫无异！”他言辞更为直接，“军户制度败坏已久，军士月粮本就不丰，更兼层层克扣，到手者寥寥无几。为求活命，只得另谋生路，或贩夫走卒，或手艺营生，甚或举债度日。常年累月，谁还记得操练为何物？弓马为何技？”
他抬起眼，眼中带着一丝愤懑：“臣与父亲奉旨整顿，初时亦怀壮志。然一旦着手清退占役，核实空额，便阻力重重。京师之地，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今日清理某侯府家丁，明日便有御史参劾臣等‘苛待勋旧’；明日核查某太监名下占役，后日便有内官传言，言臣等‘邀名市恩，动摇国本’。各方掣肘，明枪暗箭，整顿之事，寸步难行！非臣等不尽心，实乃……实乃积弊太深，牵涉太广啊！”
朱由检静静地听着，脸色愈发阴沉。张惟贤父子所言，勾勒出一幅京师军队彻底腐化、利益集团铁板一块的可怕图景。这不仅仅是军队战斗力的问题，更是整个统治阶层寄生在军队残躯上吸血自肥的痼疾！
这时，一旁风尘仆仆、面色黝黑的卢象升迈步出列。他刚从宣大、蓟镇等九边重镇巡查归来，身上还带着塞外的风沙与凛冽之气。他的汇报，则将皇帝的忧惧引向了更广阔、也更致命的边疆。
“陛下！”卢象升声如洪钟，带着武人的干脆，“京营虽疲，尚处腹地，尚有城墙可依。九边之情状，才是真正关乎社稷存亡，其危急之甚，犹胜京营十倍！”
暖阁内仿佛因他的话语而温度再降几分。
“臣遍历宣府、大同、蓟州、辽东等镇，”卢象升语气沉痛，“各镇上报兵额，动辄数万，看似兵强马壮。然臣亲至营垒，逐一点视，空额过半已是常态，甚者有镇营，十止存二三！军官吃空饷、贪墨军费，几成明规，上下相蒙，恬不为怪！”
他描述的场景更加触目惊心：“在册之兵，亦多面黄肌瘦，衣不遮体。陛下可知，边军粮饷拖欠可达数月乃至经年？屯田之制，本为养兵之基，如今早已名存实亡！屯田或被镇守太监、军官、豪强侵占，或因水利失修、战乱频仍而抛荒。军无储粟，士有饥色。臣……臣在大同镇亲眼所见，有军士以糠秕混以草根、树皮充饥！如此饥军，何谈战力？何谈守土？”
“军械装备，更是不堪入目！”卢象升继续道，每一个字都像鞭子抽在听者心上，“武库之中，火器锈蚀，难以击发；弓弩胶解弦断，力不能穿鲁缟；甲胄轻薄如纸，刀剑卷刃难用。战马缺额严重，存者亦多瘦弱不堪。陛下，臣敢问，以此饥疲之卒，持此朽钝之器，如何抵挡关外建州铁骑之锋芒？如何应对内地渐起的流寇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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