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龙二在宅邸设便宴款待秦绍文。
席间没有旁人，只有龙二、阿豹，和那位秦先生。
菜是淮扬菜，酒是绍兴黄，火候恰到好处。
酒过三巡，秦绍文放下筷子，开门见山：“龙先生，建丰同志让我带句话。”
龙二也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请讲。”
“戡乱已经开始，党国需要稳定可靠的后勤支撑。”秦绍文看着他，“津塘是华北物资转运枢纽，码头更是咽喉。建丰同志希望，这里的运营秩序，能纳入更规范的体系。”
龙二听懂了。
所谓“更规范的体系”，就是要他从实际控制者，变成“受托管理者”。
说白了，交权。
“秦先生，”龙二缓缓道，“码头这些产业，是我和吴站长、美军顾问团共同经营起来的。戴局长在时，也多有照拂。如今要交出去，不是我不愿意，是牵涉太广。”
“建丰同志明白。”秦绍文道，“所以不是‘交出去’，是‘合作共管’。码头运营仍是龙先生负责，但股权结构、利润分配、人事任免，要按新的章程来。”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推到龙二面前。
“这是初步方案。龙先生可以先看看，有不妥的地方，咱们再议。”
龙二打开文件。
第一页写着“津塘港务整理及战时物资统制计划（草案）”。
他快速翻阅。方案写得很细：码头运营公司重组，官股占51%，龙二方面占49%；董事长由建丰方面派人担任，龙二任总经理；利润分配按股比执行，但每年需提取30%作为“戡乱特别捐”。
他合上文件，沉默良久。
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彻底。
官股控股，意味着控制权易手；特别捐，意味着每年三成利润上缴。
但也不是没有好处。
官股意味着官方背书，意味着从此不再需要看军统脸色，意味着港岛的资产可以更安全地转移。
更关键的是，建丰亲自派秦绍文来谈，而不是通过吴敬中——这本身就是一种认可。
“秦先生，”龙二抬头，“方案我看了。原则我同意，但两个细节需要调整。”
“请说。”
“第一，官股51%太多。津塘港务不是我从天上捡来的，是两年真金白银投进去、日日夜夜盯出来的。49对51，名义上官控，实则我说话就不作数了。”
秦绍文没有立刻反驳，等他继续。
“第二，特别捐30%太高。戡乱是国家大事，我龙二不是吝啬之人。但码头运营不是印钞票，有成本，有损耗，有不可预见的开支。30%交出去，万一遇到风浪，船翻了我赔不起。”
他顿了顿，声音放低：“秦先生，我可以让，但不能让到站不起来。我站不起来，码头运转不灵，建丰同志脸上也不好看。”
秦绍文听完，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龙先生的难处，我可以转达。但你也得给建丰同志一个台阶。”他放下酒杯，“官股51%，这是原则，不能动。但董事会席位、经营决策权，可以在章程里细化，保障龙先生的执行权。特别捐30%，可以谈，但最低不能低于20%。”
龙二沉吟片刻。
“官股51%我认了，但董事会席位，我要三分之一以上加一票否决权。特别捐25%，这是底线。”
秦绍文与他四目相对，片刻后点头：“我请示建丰同志。”
“那就有劳秦先生了。”
两人碰杯。
三天后，秦绍文再次登门。
“建丰同志同意了。”他开门见山，“董事会席位，龙先生方面占三分之一，重大事项需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这就是变相的一票否决权，章程里写得明白。特别捐按年度利润25%计提，每季度预缴，年终结算多退少补。”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修订后的方案：“如果龙先生没有异议，可以签约了。”
龙二接过文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他看得很慢，每一个字都不放过。
秦绍文也不催，端起茶杯慢慢品。
约一刻钟后，龙二放下文件，从书桌上取过钢笔。
“秦先生，我有一个问题。”笔尖停在签名栏上方。
“请讲。”
“建丰同志要这码头，究竟是为了戡乱，还是为了……”他顿了顿，“将来？”
秦绍文看着他，眼神有些复杂。
“龙先生是聪明人。”他放下茶杯，“戡乱是眼前，将来是长远。眼前的事要做，长远的事也要铺路。建丰同志今年三十六岁，不是六十三岁。”
龙二没有再问。
他在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盖了私章。
秦绍文收好文件，站起身，伸出手。
“龙先生，从今天起，咱们是自己人了。”
龙二握住他的手。
送走秦绍文，龙二独自站在书房窗前，望着那棵梧桐树。
五月的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斑驳陆离。
他想起1938年在上海，第一次见杜月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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