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的“怼人事业”，最先瞄准的是“洋务派”——尤其是李鸿章。这两人的恩怨，说起来能写一本小说：早年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在安徽打仗时失守城池，李鸿章上书弹劾，导致翁同书被流放；后来李鸿章搞洋务花钱如流水，翁同龢管着户部，总卡他的经费。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死对头”，见面不掐几句都难受。
有回李鸿章找翁同龢要经费修铁路，说“铁路能运兵运粮，对国防好”。翁同龢眼皮一抬，慢悠悠地说：“铁路要挖断祖坟，破坏风水，老百姓能答应吗？再说国库没钱，你自己想办法。” 李鸿章气得跳脚：“翁大人是读书读迂了！风水能挡洋人的枪炮吗？” 翁同龢立马回怼：“李大人花了那么多钱办洋务，北洋水师建成了，怎么还打不过日本渔船？” 这话戳中了李鸿章的痛处，两人当场在朝堂上吵了起来，连光绪帝都劝不住。
除了怼李鸿章，翁同龢连自己人都怼。有个“清流党”的同僚收了商人的好处，给人家求官，翁同龢知道后，直接把证据摆在朝堂上，逼着那同僚辞官。有人劝他：“都是自己人，留点情面。” 翁同龢说：“清流党要是不清廉，还叫什么清流？” 这下没人敢在他面前搞小动作了，连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李莲英都怕他三分——有回李莲英想让翁同龢给自家亲戚安排个官职，刚开口就被翁同龢怼了回去：“太监的亲戚也想当官？没门！”
不过这“纪检委主任”也有“温柔”的一面。他管户部时，发现地方官上报的“赈灾款”被层层克扣，气得拍桌子：“这些人是要逼死老百姓吗？” 当即派人去查，把克扣的官员抓了十几个，还亲自盯着把赈灾款发到灾民手里。有回他路过河北农村，看见老百姓吃观音土，当场掉了眼泪，回京城后就上书光绪帝，请求“减免赋税、开仓放粮”，光绪帝被他说动，立马下了圣旨。老百姓听说后，都喊他“翁青天”。
翁同龢的“清流作风”，还体现在“生活简朴”上。别的大臣住豪宅、娶小妾，他一辈子就住个小四合院，衣服打了补丁还在穿。有回李鸿章请他吃饭，满桌子山珍海味，翁同龢一口没动，反而从袖袋里掏出个馒头，说：“我吃这个习惯。” 李鸿章尴尬得不行，心里却暗地佩服：“这翁叔平，骨头是真硬。”
可“清流”也有“局限性”——翁同龢虽然廉洁，但太固执，尤其对“洋务”有种天然的排斥。比如福州船政局要造新轮船，找户部要经费，翁同龢说“造轮船不如练弓箭，省钱又管用”；电报局要铺电线，他说“电线会惊扰地脉，不能铺”。有回严复翻译了《天演论》，想请翁同龢帮忙推广，翁同龢翻了几页就扔了，说：“这些洋玩意儿，都是糊弄人的。” 这种“排外”的想法，后来也给甲午战争埋下了隐患。
不过翁同龢也不是“完全拒绝新事物”。他喜欢摄影，是晚清最早玩相机的官员之一，还拍过光绪帝的照片；他也支持办新式学堂，上书建议“在京城办一所学堂，教外语和算学”。有人说他“矛盾”，翁同龢却说：“好的东西要学，但不能丢了祖宗的规矩。” 这种“既要又要”的心态，其实是当时很多传统士大夫的缩影——想救国，却又跳不出旧思想的圈子。
就这样，翁同龢在朝堂上靠着“怼人”和“廉洁”站稳了脚跟，成了光绪帝最信任的大臣，也成了李鸿章等洋务派最头疼的对手。可他没料到，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甲午中日战争，即将把他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
第三章 甲午风云中的“尴尬主角”：从主战派到背锅侠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趁机派兵入侵，甲午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朝堂上瞬间分成两派：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说“北洋水师没准备好，先议和”；以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拍着桌子喊“日本小国也敢欺负中国，必须打！” 这场“战和之争”，成了翁同龢人生中最“尴尬”的一段经历。
翁同龢之所以主战，一来是觉得“日本弹丸之地，打不过大清”；二来是想借战争“敲打”李鸿章——北洋水师花了朝廷几千万两银子，要是连日本都打不过，看李鸿章还有啥话说。他每天在光绪帝面前念叨：“陛下要是下令开战，臣愿亲自去前线督战！” 光绪帝本就年轻气盛，被翁同龢一鼓动，当场拍板：“打！”
可打仗不是喊口号，得有粮有枪有兵。翁同龢管着户部，本应赶紧拨经费，可他之前为了卡李鸿章，把北洋水师的经费压了又压——北洋水师好几年没添新船，炮弹都不够用。现在要开战了，翁同龢才急着凑钱，可国库早就被慈禧太后修颐和园花得差不多了，他只好四处借钱，甚至找商人募捐，可凑来的钱连买炮弹都不够。李鸿章瞅着机会讽刺他：“翁大人当初要是给经费，现在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翁同龢脸一红，硬着头皮说：“现在说这些没用，先打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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