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与笔的狂歌：谭嗣同的热血与“非主流”人生
第一章 不按常理出牌的“官二代”：少年谭嗣同的“叛逆养成记”
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一种“破罐子还没彻底破，但裂纹已经爬满全身”的尴尬境地。鸦片战争的硝烟刚散，太平天国的烽火又歇，清廷的官员们一边抱着“天朝上国”的残梦，一边又不得不面对洋枪洋炮的现实。就在这样一个新旧撕扯的年份——1865年，湖南浏阳的谭家大院里，一个男婴的啼哭打破了午后的沉寂。
这个男婴就是谭嗣同，父亲谭继洵是后来官至湖北巡抚的“封疆大吏”，标准的“高干家庭”出身。按照常理，这样的家庭会把孩子往“科举状元”的路子上猛推：三岁识千字，五岁背四书，七岁写八股，十几岁考秀才，一路打怪升级成朝廷栋梁。但谭嗣同的人生剧本，从一开始就没按“常理”走。
谭嗣同的童年，堪称“多灾多难版的逆袭起点”。他出生后不久，母亲徐氏就带着他和兄长去北京投奔父亲，结果路上遭遇瘟疫，兄长和母亲先后病逝。年仅五岁的谭嗣同跟着父亲回京，没过几年，父亲续弦，继母刘氏对他算不上刻薄，但也绝无温情。用他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这种缺乏家庭温暖的环境，反倒养出了他骨子里的“野劲儿”——别人规规矩矩学写字，他偷偷跑去看江湖艺人练剑；别人摇头晃脑背《论语》，他捧着《水浒传》看得热血沸腾。
父亲谭继洵是个典型的“老派官僚”，一辈子谨小慎微，最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眼看儿子整天“不务正业”，老谭头急得跳脚，硬把谭嗣同按在书桌前，请来当地有名的塾师授课。可谭嗣同是个“顺毛驴”，越逼越叛逆。塾师讲“君为臣纲”，他就插一句“君若不君，臣何以臣？”；塾师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他立马反驳“班昭续汉书，难道也是无才？”气得塾师换了一个又一个，都直呼“此子不可教也”。
不过，谭嗣同虽然叛逆，却不是“学渣”。他脑子转得快，记性还好，只是不屑于学那些“之乎者也”的八股文。12岁那年，他拜了当地一位叫欧阳中鹄的学者为师。欧阳中鹄可不是一般的塾师，他思想开明，不仅教经书，还教算学、地理，甚至会跟学生聊“西洋诸国何以强”。这下可算对上了谭嗣同的胃口，他每天抱着书读到深夜，有时候还会跟老师争论到天亮。欧阳中鹄后来回忆说：“嗣同少年时，便有‘为天地立心’之志，其狂其智，异于常人。”
除了读书，谭嗣同还有个更“非主流”的爱好——练剑。他觉得“文人只会舞文弄墨，遇乱世则束手无策”，所以非要学一身武艺。父亲不允许，他就偷偷攒钱，找了个江湖上的武师偷偷学艺。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练扎马步、耍长剑，练得浑身是伤也不喊疼。后来他游历各地，还专门去拜访过有名的剑客，甚至跟人比过剑，虽然没成为“武林高手”，但一身侠气倒是练了出来。多年后，他在诗里写“剑胆琴心谁可语”，这“剑胆”二字，可不是凭空来的。
1877年，12岁的谭嗣同遭遇了人生中又一场大难——北京爆发了一场特大瘟疫。他不幸被传染，高烧昏迷了三天三夜，家里人都以为他没救了，甚至已经准备了棺材。结果第四天，他居然奇迹般地醒了过来。这场大病让他捡回一条命，也让他对“生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他后来给自己取了个号叫“壮飞”，大概就是觉得“死过一次，更要活得轰轰烈烈”。
少年时期的谭嗣同，就像一棵长在石缝里的树，没人给他规定生长方向，他就朝着阳光拼命钻。他不读死书，不慕虚名，爱剑爱书更爱自由。谁也没想到，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官二代，将来会用自己的生命，给那个死气沉沉的时代，划开一道刺眼的光芒。
第二章 仗剑走天涯：在山河破碎中找答案
1884年，19岁的谭嗣同做出了一个让父亲谭继洵大跌眼镜的决定：放弃科举备考，出门“游天下”。
这在当时简直是“离经叛道”。要知道，“科举取士”是当时读书人唯一的“正途”，像谭家这样的官宦家庭，更是把科举看得比命还重。谭继洵气得拍桌子：“你不考功名，将来如何立身？如何光耀门楣？”谭嗣同却梗着脖子反驳：“如今国家都快亡了，还谈什么光耀门楣？我要去看看这天下到底烂到了什么地步！”
最终，谭继洵拗不过儿子，只能给了他一笔钱，放他出门。就这样，谭嗣同背着一把剑、几本书，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漫游生涯”。这十年里，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从直隶到甘肃，从陕西到河南，从湖北到江苏，走了不下十六个省，行程超过三万里。
这可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更不是游山玩水。当时的中国，刚经历了中法战争的惨败，割地赔款的消息不断传来，民间更是民不聊生。谭嗣同每到一个地方，都不往官府里钻，反而专找农民、工匠、商贩聊天，看他们怎么生活，听他们怎么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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