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东坡居士”的黄州生活，活成了北宋版的“田园Vlog”：早上扛着锄头去种地，中午回家研究“东坡肉”（做法是“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晚上邀几个朋友来雪堂喝酒，喝嗨了就写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就是在这时候写的。有次他跟朋友去赤壁游玩，看着江水滔滔，突然诗兴大发，写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完还跟朋友炫耀：“你看我这词，比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怎么样？”朋友笑着说：“柳永的词是给歌女唱的，你这词得配着酒，对着大江唱才够味！”
后来“东坡居士”这个雅号，成了苏轼最广为人知的称呼，甚至比他的本名还出名。为啥？因为这个雅号里，藏着他最可爱的样子——不是高高在上的“苏贤良”，也不是后来的“词圣”，就是一个能扛锄头、会做肉、爱喝酒的“普通人”，却把普通人的日子过成了诗。
第三章 杭州“治水美食双达人”：苏堤与“东坡羹”的故事
苏轼的人生就像“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贬谪地会带来什么惊喜。黄州之后，他又被调到汝州、登州，最后终于回到了“大城市”杭州——这次他的身份是“杭州知州”，相当于现在的“杭州市长”。
杭州这地方，苏轼早就熟——年轻时他曾在杭州当通判，那时候就爱上了西湖的美景。不过这次回来，西湖可没给他“好脸色”：因为常年没人治理，西湖里的水草疯长，都快把湖面堵满了，老百姓喝水都成问题。苏轼一看这情况，拍板决定：“修堤！把西湖里的水草清了，再修一条堤把西湖分成两半，既方便灌溉，又能当风景。”
这就是后来的“苏堤”。修堤的时候，苏轼天天往工地上跑，一会儿跟工匠商量“堤要修多宽”，一会儿跟百姓唠嗑“你们觉得这堤叫啥名好”。有次工匠们嫌天气热，干活没力气，苏轼就琢磨着给大家做“解暑饭”——他把大米、蔬菜、豆子放在一起煮，再加点调料，做成了一锅“杂烩饭”，工匠们吃了都说：“苏大人做的饭，比家里的还香！”这就是“东坡羹”的由来。
“东坡羹”跟“东坡肉”不一样，它是“素食版”的“东坡美食”，做法简单又营养，很快就在杭州百姓中传开了。老百姓都调侃苏轼：“咱们苏大人，不仅会治水，还会做饭，真是‘治水美食双达人’！”
除了修堤和做羹，苏轼在杭州还干了件“接地气”的事——建“安乐坊”。当时杭州流行瘟疫，老百姓没钱看病，苏轼就拿出自己的俸禄，在城里建了座医院，免费给百姓看病抓药。安乐坊里的医生，都是苏轼从各地请来的“名医”，药品也是他亲自把关采购的。有次一个老太太来治病，拉着苏轼的手说：“苏大人，您真是活菩萨啊！”苏轼笑着说：“我不是活菩萨，我就是个会治西湖、会做羹的‘东坡居士’。”
在杭州的日子，苏轼把“当官”当成了“过日子”——他不搞“形式主义”，不摆“官架子”，而是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事。所以后来百姓们提起他，除了“东坡居士”，还会叫他“苏杭州”——这个雅号，没有“贤良”那么文雅，也没有“词圣”那么响亮，却满是百姓对他的“偏爱”。
有次苏轼跟朋友在西湖上划船，看到湖边的百姓在唱他写的词，朋友问他：“你看你，当官能让百姓爱戴，写词能让百姓传唱，还有啥不满足的？”苏轼喝了口酒，指着西湖说：“我满足的不是当多大官，是能让这西湖一直美下去，让百姓能吃上饭、看好病——这比写十首好词都强。”
第四章 惠州“荔枝推广大使”与儋州“生蚝保密局局长”
苏轼的“贬谪之路”，越走越远——杭州之后，他又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州），最后甚至被贬到了“天涯海角”儋州（今海南儋州）。这两个地方，在北宋的时候都是“偏远地区”，条件艰苦得很：惠州夏天热得像蒸笼，儋州更是“鸟不拉屎”，连大米都很难吃到。
但苏轼是谁？他是“走到哪吃到哪”的“吃货界顶流”，再艰苦的地方，他都能找到“美食惊喜”。
到了惠州，他第一次吃到了荔枝——那时候荔枝还是“南方稀有水果”，北方人很少能吃到。苏轼一口咬下去，甜汁满口，瞬间就爱上了，当即写了首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意思是“每天吃三百颗荔枝，就算让我一辈子待在岭南，我也愿意”。
这首诗一传开，惠州的荔枝瞬间“火了”——不仅当地百姓开始大面积种荔枝，连北方的官员都托人从惠州买荔枝。老百姓都笑称苏轼是“荔枝推广大使”，还给他编了个顺口溜：“苏学士，爱荔枝，一天三百颗，吃到不想离。”
不过苏轼也不是“只顾着吃”——在惠州，他看到当地百姓喝水难，就带头修了“东新桥”和“西新桥”，还帮百姓改进了“灌溉技术”，让惠州的庄稼收成好了不少。有次他跟百姓一起摘荔枝，百姓问他：“苏大人，您被贬到这么远的地方，不觉得苦吗？”苏轼拿起一颗荔枝，笑着说：“有这么甜的荔枝吃，有这么好的百姓陪着，苦啥？我看惠州比京城还舒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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