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么一顿酒的功夫,秦七成了苏轼的“迷弟兼弟子”。苏轼对秦七的才华是真欣赏,后来还写信给王安石推荐他,说“秦观之才,当在诸生之上”;而秦七对苏轼,更是掏心掏肺的敬佩,后来苏轼被贬,他跟着忙前忙后,一点不含糊。这种“师徒情”,在勾心斗角的宋代文人圈里,算是难得的清流。
不过苏轼也没少“调侃”秦七的“伤心”体质。有一回,他们一群人在西湖边喝酒,秦七看着湖里的残荷,又开始叹气,说“这荷花落了,跟人生似的,留不住美好”。苏轼听了,直接怼他:“你小子就是太敏感,荷花落了明年还开,你要是再考不上科举,明年可就又老一岁了!”说得秦七又羞又恼,端起酒杯就跟苏轼碰了一下,说“先生放心,我下次肯定中!”
还真让苏轼说中了。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司马光等人掌权,科举制度又改了回来,重新考诗赋。这一次,37岁的秦七终于考上了进士,排名还不低。放榜那天,秦七第一件事就是跑去找苏轼报喜,苏轼比他还高兴,拉着他去京城的酒楼喝酒,还跟周围的人炫耀“这是我徒弟秦七,有才吧!”
也就是在这时候,秦七正式进入了“苏门”圈子,跟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一起,被称为“苏门四学士”。这四个年轻人,各有各的才华:黄庭坚写诗讲究“点铁成金”,晁补之文章写得大气,张耒擅长写民生疾苦,而秦七,就凭着他那“伤心人”的细腻,成了“苏门”里最会写词的人。
有一回,“苏门四学士”一起聚会,苏轼让他们各填一首词,主题是“春愁”。黄庭坚写的“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走的是豪放路子;晁补之写的“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有点悲壮;张耒写的“一片春愁待酒浇”,透着点洒脱;轮到秦七,他写的是“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苏轼看完,直接拍了桌子,说“就你这‘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把‘愁’写活了!咱们这群人里,也就你能把‘春愁’写得这么不矫情,还这么美。”从那以后,秦七的“伤心人”雅号,在文人圈里就传开了——不是说他日子过得惨,而是说他能把普通人心里那点说不出口的愁,写成让人读了就想叹气的好词。
不过秦七也不是总“伤心”。跟苏轼和“苏门”的朋友们在一起时,他也会开玩笑、说段子。有一回,黄庭坚跟他开玩笑,说“你这词写得这么愁,怕是以后娶了媳妇,也得天天跟你一起叹气”。秦七听了,笑着回了一句“我要是娶了媳妇,就写‘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让她知道我虽然愁,但是专情”。谁知道这话后来还真应验了——他写的《鹊桥仙·纤云弄巧》,成了千古流传的爱情名句,比他的“春愁”词还出名。
你看,遇见苏轼,对秦七来说,不只是考上了科举,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懂他”的人。苏轼知道他的“愁”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对生活的敏感;也知道他的“才”不是小聪明,而是真性情。这种知遇之恩,让秦七后来就算被贬到天涯海角,也没忘了苏轼的教诲——好好写词,好好做人。
第三章 淮海居士:仕途起伏里的“词中君子”
考上进士后,秦七终于告别了“科举钉子户”的身份,成了一名宋朝官员。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定海主簿”,就是在浙江定海管户籍、收赋税的小官。虽然官不大,但秦七做得很认真——他不像别的官员那样摆架子,反而经常跟老百姓聊天,听他们说收成好不好、日子难不难。有一回,他看到海边的渔民因为台风丢了渔船,没了活路,就写了首《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替渔民诉苦,还向上级申请减免赋税。当地老百姓都喜欢他,说“秦主簿是个好官,不拿架子,还懂咱们的苦”。
也就是在定海任上,秦七开始用“淮海居士”这个雅号。“淮海”是他的家乡高邮一带的古称,他给自己取这个号,一是怀念家乡,二是想提醒自己——就算当了官,也不能忘了自己是从淮海来的普通人,不能丢了初心。后来他把自己的诗文整理成集,就叫《淮海集》,“淮海居士”这个雅号,也就跟着流传下来了。
不过秦七的仕途,跟他的科举路一样,走得并不顺。宋代的“党争”特别厉害,王安石的“新党”和司马光的“旧党”斗来斗去,而秦七因为是苏轼的弟子,自然被归到了“旧党”阵营。宋哲宗元佑年间(1086-1093年),旧党掌权,秦七还算顺利,从定海主簿升到了“太学博士”,后来又调到京城当“秘书省正字”,负责编书、校书,算是进了“中央部委”。这期间,他写的词也多了些“风雅气”,比如《满庭芳·山抹微云》,里面的“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把京城的秋景写得又美又有韵味,连宋哲宗都听说了,还特意让他进宫念这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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