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老人的“荒唐”人生:吴敬梓传
楔子 南京茶馆里的“名人效应”
乾隆十六年的一个冬晨,南京秦淮河畔的“四海楼”茶馆刚开门,跑堂的小二就看见角落里缩着个穿半旧棉袍的中年人。这人头发略乱,下巴上飘着几缕山羊胡,手里攥着个磨得发亮的木笔筒,眼神却亮得像掺了酒——不是醉眼,是那种看什么都觉得“有戏”的兴奋劲儿。
小二熟门熟路地端上碗热茶:“文木先生,今儿又来‘采风’啊?昨儿您说的那严监生,后来到底咽气没?”
中年人“嘿”了一声,把笔筒往桌上一放,茶还没喝就开讲:“咽了!临死前伸着俩指头,家里人猜了半天,什么两笔银子、两位客人,都不对——最后才知道,是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他嫌费油!”
满座茶客“哄”地笑开,有个穿长衫的秀才摇头:“吴先生,您这编的也太玄了,哪有人临死还惦记灯草的?”
中年人端起茶抿了一口,眼神里带着点促狭:“玄?您要是见过我那表叔,就知道严监生还是客气的——我那表叔临死前,盯着账上少了两个铜板,愣是撑着没闭眼,直到他儿子把铜板找着了,才咽气。”
茶客们笑得更欢,小二趁机喊:“各位客官,想听文木先生讲‘儒林趣事’,多捧捧场啊!”
这被叫做“文木先生”的中年人,就是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他这一辈子,没中过举人,没当过大官,却靠一个“文木老人”的雅号,靠一肚子“荒唐事”,在南京城的茶馆里活出了比科举状元还热闹的名气。
第一章 全椒吴家:从“银子堆里”长出来的读书人
康熙四十年,安徽全椒的吴家大院里,一声婴儿啼哭打破了清晨的宁静。管家连跑带颠地去报喜:“老爷!夫人生了个少爷!”
吴霖起,也就是这孩子的爹,正坐在书房里看《论语》,闻言放下书,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吴家在全椒是响当当的望族,祖上做盐商发家,到了吴霖起这辈,虽然不当盐商了,改做了个小官(赣榆县教谕),但家底还是厚得很——用后来吴敬梓自己的话说,就是“田连阡陌,米烂陈仓”。
这刚出生的少爷,就是吴敬梓。按说生在这样的家庭,他本该像其他富家子弟一样,学怎么管账、怎么做官、怎么把家产守得更厚。可吴敬梓偏不,打小就跟“钱”犯冲,跟“书”亲得要命。
三岁的时候,别的小孩还在抢糖吃,吴敬梓就抱着本《唐诗三百首》啃;五岁的时候,先生教他背八股文,他背了两句就摇头:“这玩意儿没意思,不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痛快!”气得先生找吴霖起告状,说这孩子“心野,不是科举的料”。
吴霖起倒不生气,反而摸着儿子的头笑:“没意思就不背,咱读点有意思的。”——他自己就是个清官,看透了科举里的弯弯绕,也不想逼儿子走这条路。
可家里的亲戚不乐意了。有回过年,二伯父吴霖苍指着吴敬梓的鼻子骂:“你爹就是太惯着你!咱们吴家靠什么发家?靠盐商!靠做官!你天天抱着些破诗稿,能当饭吃?能当银子花?”
吴敬梓当时才十岁,却梗着脖子回:“诗稿不能当饭吃,但能让人心里痛快。银子再多,要是心里不痛快,有什么用?”
这话一出口,满屋子的人都愣了——谁也没料到,这十岁的孩子,居然说出这么“荒唐”的话。可谁也没料到,这“荒唐”,竟成了吴敬梓一辈子的底色。
十五岁那年,吴敬梓的母亲去世了。吴霖起怕儿子孤单,就带着他去赣榆上任。在赣榆的日子,是吴敬梓最开心的时光:白天跟着爹去学堂看学生读书,晚上就跟爹在灯下聊学问,聊官场的趣事,聊那些寒门书生的不容易。
有一回,一个穷书生没钱交学费,跪在学堂门口哭。吴霖起想帮他,可自己是个清官,没多少银子。吴敬梓看在眼里,偷偷跑回住处,把自己攒了好几年的零花钱——一罐子碎银子,全抱了过来,塞给那书生:“拿着,交学费去。别哭了,读书的人,要有骨气。”
那书生感动得磕头谢恩,吴敬梓却摆摆手:“不用谢我,要谢就谢我爹——是他教我,做人要帮衬别人。”
吴霖起知道这事后,没骂他,反而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小子,像我!钱没了可以再赚,可人心要是冷了,就暖不回来了。”
可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多久。康熙六十一年,吴霖起病逝了。这一年,吴敬梓才二十岁。他扶着爹的灵柩回全椒,还没等他从悲痛中缓过来,家里的亲戚就开始抢家产了。
二伯父吴霖苍带头,说吴敬梓是“晚辈”,没资格继承家产,要把吴家的田产、房产都分了。吴敬梓看着这些平日里笑脸相迎的亲戚,如今为了银子争得面红耳赤,心里凉得像冰。
他没跟他们争。当着全族的面,他把家产清单往桌上一扔:“你们要,就拿去吧。我只要我爹的书房,只要那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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