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蒲松龄心里清楚，他不是写不好“标准答案”，只是他骨子里的“故事魂”不允许。每次写科举文章，他总忍不住把听来的奇闻异事揉进去——写“仁政”，他会写“某县令善待狐仙，狐仙帮他治理蝗灾”；写“孝道”，他会写“某书生为救母亲，跪求鬼医赐药”。这些故事在他看来“既合情理，又有温度”，可在考官眼里，就是“离经叛道，不务正业”。久而久之，蒲松龄也看开了：“既然考官不喜欢我的故事，那我就把故事写给老百姓看！”
康熙元年（1662年），22岁的蒲松龄在自家院子里盖了间小书房。书房不大，也就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窗户对着后院的菜园，夏天能听见蝉鸣，秋天能看见落叶。他给书房起了个名字，叫“聊斋”——“聊”是聊天、闲谈的意思，“斋”是书房，合起来就是“用来聊天讲故事的书房”。每次从济南落榜回来，他就坐在聊斋里，把路上听来的、街坊说的狐鬼故事整理出来，写在纸上。那会儿纸贵，他就用废纸、旧账本，甚至把别人写坏的卷子翻过来写，写完了就用线串起来，堆在书架上。
有一回，他邻居家的仆人晚上走夜路，遇到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姑娘说自己是后山的狐仙，迷路了，想让仆人送她回家。仆人吓得拔腿就跑，第二天跟蒲松龄说这事，还心有余悸：“那姑娘的眼睛绿油油的，跟灯笼似的！”蒲松龄一听，眼睛都亮了，拉着仆人问了半天：“姑娘穿的红衣服是绣花的还是素面的？她说话有没有口音？你跑的时候，她有没有追你？”仆人被问得哭笑不得：“蒲先生，您咋比我还关心那狐仙呢？”蒲松龄笑着说：“你这故事，比我考场上写的文章有意思多了，我得记下来，不然明天就忘了。”
慢慢的，“蒲秀才爱听故事、写故事”的名声在淄川传开了。有人路过蒲家，看到聊斋的窗户亮着灯，就会隔着墙喊：“蒲先生，我给您说个新鲜事，您要不要听？”蒲松龄一听，赶紧开门迎客，还泡上一壶粗茶，拿出小本本等着。有一回，一个卖货郎来给他送针线（他妻子刘氏要做针线活），顺便说“我在青州遇到个鬼，那鬼还跟我讨酒喝，说他生前是个酒坊老板”，蒲松龄赶紧放下手里的笔，拉着卖货郎不让走：“你先别急着走，把那鬼讨酒的细节跟我说说，我给你加钱买针线！”卖货郎乐了：“蒲先生，您这不是买针线，是买故事啊！”
就这样，聊斋里的故事越来越多，堆在书架上的纸卷也越来越高。蒲松龄给这些故事起了个总名，叫《聊斋志异》——“志”是记录，“异”是奇异的事，合起来就是“在聊斋里记录的奇异故事”。他在序言里写：“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意思是“我把零碎的故事凑起来，像收集狐狸腋下的白毛织成皮衣，不过是胡乱续写阴间的记录；喝着酒写这些字，也只是为了抒发心中的愤懑罢了”。那会儿他还不知道，这部“孤愤之书”，后来会成为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而他“聊斋先生”的名号，会比他求之不得的科举功名，流传得更久、更远。
第三章 西宾岁月：毕府里的“故事捕手”与“聊斋先生”的传开
康熙九年（1670年），30岁的蒲松龄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被淄川首富毕际有请去当“西宾”，也就是家庭教师。毕家是淄川的名门望族，毕际有当过知府，家里藏书多、客人多，还自带一个大花园，比蒲家的小院气派多了。蒲松龄一开始还挺犹豫：“我这天天写狐鬼故事的人，能教好人家的公子吗？”毕际有却笑着说：“我早就听说蒲先生才学高，还会写奇闻异事，我家公子就爱听这些，您去了，正好能教他读书，还能给我们解闷。”
就这样，蒲松龄搬进了毕府，住进了专门为他准备的书房——这书房比他家的聊斋大多了，书架上摆满了各种珍本典籍，窗户对着毕府的花园，春天能看见桃花，夏天能闻到荷香。毕际有对他很客气，不仅给的薪水高，还允许他自由安排时间：“公子的功课教完了，先生想写东西、听故事，都随您。”蒲松龄这下可乐坏了，他把自己的小本本带到毕府，一边教公子读书，一边继续搜集故事——毕府的客人多，有当官的、经商的、读书的，每个人都能带来一堆新鲜故事，简直是“故事宝库”。
有一回，毕际有请了个从京城来的官员吃饭，官员说“京城里有个御史，晚上回家，见着个穿官服的人坐在自家客厅里，那人说自己是前朝的御史，埋在御史家的院子里，最近院子里要挖井，怕挖到自己的坟，特来求个情”。御史一开始不信，结果第二天让人在院子里挖，真挖出来一具棺材，棺材上还刻着前朝御史的名字。蒲松龄正好在旁边陪客，一听这故事，赶紧掏出小本本记，连饭都忘了吃。官员见了，笑着说：“毕府的西宾，怎么还跟个小记者似的？”毕际有赶紧解释：“这是蒲松龄先生，他在写一部奇书，专记这些狐鬼故事。”官员点点头：“原来如此，蒲先生这爱好，倒也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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