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的稿子越来越多，题材也越来越广。有写官场的，比如《俏皮话》里，他写个官员“天天拜佛求升官，结果拜错了菩萨，拜成了财神爷”，最后“官没升成，倒贪了不少钱，最后被抓了，还说‘是财神爷让我这么干的’”；有写民间的，比如《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虽然名字听起来像风月小说，可里面写的全是妓女的悲惨遭遇——有妓女被鸨母逼着接客，偷偷攒钱想赎身，结果钱被偷走；有妓女遇到真心喜欢的人，却因为身份悬殊，最后只能跳河自尽。
那时候的上海，文人办报成风，李伯元办的《游戏报》火得不行，吴研人也想办一份自己的报。1901年，他凑了点钱，办了份《汉口日报》，自己当主编，还亲自写社论。可办报这事儿，看着风光，其实苦得很——他每天要写稿子、改稿子、跑印刷厂，有时候忙到后半夜，只能在报社的桌子上趴一会儿。有次他感冒了，嗓子哑得说不出话，还是坚持写社论，用手写着“今日之中国，如病人膏肓，若不赶紧医治，恐无药可救”，字里行间全是着急。
可惜这报没办多久，就因为没钱倒闭了。吴研人倒也看得开，把报社的桌子椅子卖了，换了几两银子，又回到上海写小说。有人劝他：“你别折腾了，找个稳定的活计多好？”他却笑：“我这‘趼人’的名字，就是磨出来的。脚底磨破了，才能走更远的路；稿子写砸了，才能写出更好的文章。”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构思《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他想把自己二十年来看到的、听到的“怪事儿”全写进去，主角就叫“九死一生”，跟他一样，从外地来上海，一路看尽官场的腐败、民间的疾苦、商人的奸诈。为了写这本书，他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每天只吃两顿稀饭，有时候写到激动处，拍着桌子骂，邻居还以为他疯了。有次朋友来看他，见他眼睛红得像兔子，桌上堆着一摞稿子，心疼地说：“你这是拿命在写啊！”他却指着稿子笑：“你看，这些‘怪现状’，要是我不写下来，再过二十年，就没人记得了。我这是在给后人留个‘镜子’，让他们看看，以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第三章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末“吐槽大会”，笑出眼泪又心酸
1903年，《新小说》杂志开始连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署名“我佛山人”。谁也没想到，这连载一登，就像往热油里泼了瓢水，整个上海的文人圈、读书界都炸了——有人每天蹲在报馆门口等新刊，有人把连载的稿子剪下来装订成册，还有人拿着稿子跟朋友讨论“这里写的是不是某某官员”。
这本书为啥这么火？因为吴研人写的“怪现状”，全是清末社会的“真实写照”，而且他写得又幽默又尖锐，像把手术刀，把社会的“烂疮”一层层剖开，让你又笑又气，笑完了还得抹把眼泪。
比如书里写个“制台大人”，见了洋人就点头哈腰，跟洋人的翻译说“您要是有事儿，随时来找我，我一定办得妥妥帖帖”；可见了老百姓，立马就摆起架子，老百姓给他磕头，他连眼皮都不抬。有次一个洋人丢了只狗，制台大人立马派了几十个衙役去搜，找了三天三夜，终于把狗找回来了，还亲自把狗送到洋人的公馆，说“让您受惊了，这狗我已经让人洗干净了”。可老百姓丢了孩子，去衙门报案，衙役却骂“你自己看不好孩子，还好意思来麻烦大人”。吴研人在书里写“九死一生”的感受：“我看着制台大人对狗那么亲热，再想想老百姓的遭遇，心里像堵了块石头，真是哭笑不得。”
还有个情节，写个秀才想中举，到处托关系找门路。有人告诉他，主考官喜欢字画，你送幅好字画过去，肯定能中。秀才听了，花了十两银子买了幅假字画，送给主考官。主考官看了，连连称赞“好画！好画！”，结果放榜的时候，秀才还是落榜了。秀才去找送字画的人算账，那人却说“你傻啊！主考官是喜欢字画，可他更喜欢银子！你只送字画，不送银子，怎么能中？”吴研人写这段的时候，加了句评论：“我活了二十年，才知道中举不是看才华，是看银子。这世道，真是怪得没边了！”
书里的“怪现状”，越写越多，越写越离谱——有商人把假酒当好酒卖，喝死了人，却说是“喝的人身体不好”；有官员把公款当私款用，花天酒地，却说是“为了应酬，没办法”；有地主把农民的土地抢走，却说是“农民自愿卖给我的”。这些事儿，在当时的社会里，不是虚构的，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吴研人把它们写进书里，不是为了“博眼球”，而是为了“叫醒”世人——他在书的序言里写：“我写这些事儿，不是为了让大家笑，是为了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什么样。要是再这么下去，迟早要完！”
可他的幽默，也不是“为了幽默而幽默”，而是藏在讽刺里的。比如写个贪官被抓了，从他家里搜出几十万两银子，贪官却哭着说“这些银子不是我的，是别人放在我这儿的”。狱卒问他“别人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银子放在你这儿？”贪官说“因为我是清官，别人信任我”。吴研人写“九死一生”听了这话，差点笑出声：“这贪官的脸皮，比城墙还厚。我算是开眼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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