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即位后，司马光因为直言敢谏，被提拔为谏议大夫，专门负责给皇帝提意见。可他这个谏官当得，差点把皇帝逼得“辞职”。有一次，宋英宗想给亲生父亲濮王追封“皇考”（也就是皇帝的爹），大臣们分成两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对，吵得不可开交，史称“濮议之争”。司马光坚决反对，理由是“英宗是过继给宋仁宗的，宋仁宗才是他的正统父亲，濮王只能算皇叔”。他不仅在朝堂上跟支持派吵，还连续写了十几道奏折，把宋英宗怼得焦头烂额。
有一次朝堂辩论，司马光跟宰相韩琦吵得面红耳赤，韩琦说：“陛下想追封自己的亲爹，有什么错？” 司马光立马反驳：“陛下是天下人的皇帝，不是濮王家的私产！要是追封濮王为皇考，那宋仁宗的地位怎么办？以后皇位继承岂不是要乱套？” 吵到最后，宋英宗实在没办法，只好妥协，只给濮王追封了个“濮安懿王”，没敢用“皇考”的称号。事后，韩琦私下跟人吐槽：“司马光这小子，简直是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司马光听说后，哈哈大笑：“我这是为了国家大义，硬一点怎么了？总比那些趋炎附势的软骨头强！”
不过，司马光的“执拗”也不是没吃过亏。宋神宗即位后，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的新法主张“开源节流”，通过改革财政、军事来增强国力，可司马光觉得新法“太激进”，会损害百姓利益，于是跟王安石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几年的“职场辩论赛”，史称“新旧党争”。
两人本来是好朋友，经常一起喝酒聊天，可一涉及新法，就立马变成了“死对头”。有一次，宋神宗在朝堂上让他们俩辩论，王安石说：“现在国家财政困难，军队战斗力薄弱，不改革不行！新法能增加税收，强军富民，是利国利民的好办法！” 司马光立马反驳：“你这新法就是‘与民争利’！青苗法让百姓借高利贷，免役法加重百姓负担，保甲法让百姓没法安心种地，这哪里是利国利民，分明是祸国殃民！” 两人吵得唾沫横飞，宋神宗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后来，王安石的新法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司马光知道自己争不过，就主动请求外放，去了洛阳。有人劝他：“你跟王安石对着干，吃亏的是你自己，不如变通一下，跟他搞好关系？” 司马光摇摇头：“我跟他争论的不是私人恩怨，是治国理念。我觉得新法不对，就不能妥协，哪怕被外放，我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 就这样，“执拗中丞”司马光，因为跟王安石的“职场辩论赛”输了，开始了在洛阳的“隐居生活”——不过，他可没闲着，接下来的操作，直接让他成了“北宋编纂狂魔”。
第三章 洛阳岁月：“资治通鉴编纂狂魔”的熬夜日常
司马光被贬到洛阳后，没有消沉，反而给自己找了个“大活儿”——编纂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通史。他给这部书起了个名字，叫《资治通鉴》，意思是“能帮助皇帝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为了编这部书，他特意在洛阳买了一套房子，取名“独乐园”，表面上是“悠闲度日”，实际上是把这里变成了“编纂工作室”，从此开启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编教科书”的熬夜生涯，也得了个“资治通鉴编纂狂魔”的雅号。
这个“编纂狂魔”有多拼？首先，他组建了一个“编纂天团”，找了三个志同道合的学者：刘攽、刘恕、范祖禹。这三个人都是当时的史学大咖，司马光给他们分工明确：刘攽负责战国到两汉，刘恕负责三国到隋，范祖禹负责唐到五代，自己则担任“总主编”，负责统筹规划、修改润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项目总监+首席编辑”一肩挑。
为了编书，司马光几乎把洛阳城的图书馆都搬回了家。他收集了各种正史、野史、笔记、碑刻，足足有三万多卷，堆得整个独乐园都快放不下了。有一次，朋友来拜访他，一进门就被书山书海吓了一跳：“君实啊，你这是要开书店吗？” 司马光笑着说：“这些都是我的‘素材库’，编史书就得博采众长，不能漏了任何一个细节！”
更夸张的是他的作息时间。别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却是“日出而息，日落而作”，每天晚上点灯熬油，一写就是大半夜，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他的妻子担心他身体，劝他：“你都一把年纪了，别这么拼，熬夜伤身体啊！” 司马光嘴上答应着，可一转身又钻进了书房。为了提醒自己别偷懒，他还在书桌前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今日事今日毕”，活脱脱一个“北宋卷王”。
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很多搞笑的事儿。有一次，刘恕负责编写三国部分，写到曹操的时候，跟司马光吵了起来。刘恕觉得曹操是“乱世枭雄”，应该多写他的功绩；司马光却觉得曹操是“篡汉奸贼”，应该突出他的奸诈。两人吵了三天三夜，最后司马光拍板：“咱们编的是通史，要客观公正，既写他的功绩，也写他的奸诈，让读者自己判断！” 刘恕虽然不服气，但也只好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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