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明清史学界的“卷王活化石”与手稿守护战神
第一章 明末“科举逃兵”：从“八股弃子”到“码字狂魔”
明朝万历二十二年，江南嘉兴海宁的谈家添了个男娃，取名“迁”——爹妈大概是希望他将来能“迁官发财”，可没想到这孩子后来把“迁”字活成了“迁怒于史书”的执念。谈迁的家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典型的普通家庭”：没高官亲戚，没万贯家财，只有一屋子爷爷传下来的旧书，堆得比八仙桌还高。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家穷得只剩书，就像江南水乡的船，只剩一船月光”。
年轻时的谈迁，也曾是个“科举追梦人”。毕竟在明末，考科举就像现在考公——是文人唯一的“正经出路”。他背着八股文稿子，三进考场，每次都抱着“这次必中”的心态，结果每次都被考官的红笔批得“体无完肤”。第三次落榜时，他看着自己写的“之乎者也”，突然一拍桌子：“这破八股，比我家隔壁王阿婆的裹脚布还臭！老子不考了！”
当场就把八股文稿撕成了碎片，纸屑飘得像漫天飞雪。围观的邻居都吓傻了：“小谈啊，你疯了？不考科举你靠啥吃饭？”谈迁抹了把脸，指着一屋子旧书嘿嘿笑：“靠这个！我要写本大书，把明朝的事儿从头到尾记下来，让后人都知道咱大明朝的那些事儿！”
从此，谈迁彻底告别了科举赛道，成了文人圈的“非主流”。别人忙着应酬赴宴、结交权贵，他忙着跑藏书楼、抄书；别人对着八股文摇头晃脑，他对着残缺的史料皱眉苦思；别人花银子买字画、养小妾，他花银子买笔墨纸砚、雇人抄稀有史料。很快，嘉兴府的文人都知道，谈家有个“傻书生”，放着好好的科举路不走，偏要干“吃力不讨好的史学活”，还得了个外号——明清版码字狂魔。
这个外号可不是白来的。谈迁写起书来，简直是“不要命”的节奏。他没有官修史书的便利，只能靠“拾荒”——哪里有旧档案、哪里有私人笔记、哪里有老兵的口述，他就往哪里跑。当时交通不便，从海宁到杭州、苏州，全靠步行或坐船，动辄几天几夜。有一次，为了抄一份《明实录》的残卷，他冒着大雨赶路，鞋子陷在泥里拔不出来，干脆光着脚走，到了藏书楼时，脚底板全是水泡，可他顾不上疼，拿起毛笔就开始抄，抄到天黑看不清了，才发现自己的衣服早就湿透了，冻得瑟瑟发抖。
家里人劝他：“你天天这么干，既不赚钱又不升官，图啥呀？”谈迁一边磨墨一边说：“图个心安！你看咱大明朝，这么多事儿，要是没人好好记下来，将来就没人知道真相了。我就算饿肚子，也要把这本书写出来！”
为了写书，谈迁把日子过成了“苦行僧”。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写到深夜，中间只吃两顿粗茶淡饭——早上一碗稀粥，晚上一块糙米饼。笔墨纸砚都是省着用，纸正面写完写反面，毛笔秃了就剪一剪继续用，墨水不够了就加多点水，淡得几乎看不清了还在写。有一次，他的儿子问他：“爹，你写的这书，将来能卖钱吗？”谈迁摸了摸儿子的头，笑着说：“卖不卖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咱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不能断了！”
就这么着，谈迁从二十几岁写到了五十几岁，整整三十年，手写的文稿堆起来比他还高。他给这本书取名《国榷》，意思是“商榷明朝的历史”。这时候的他，已经成了嘉兴府小有名气的“史学达人”，有人愿意出高价买他的手稿，他一口回绝：“这书不是用来卖钱的，是用来留给后人的！”
可谁也没想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在等着他。
第二章 手稿被盗：从“崩溃老爹”到“绝地反击战神”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朝灭亡了。一时间，江南地区人心惶惶，到处都是逃难的人。谈迁看着自己写了三十年的《国榷》手稿，心里犯了嘀咕：“这兵荒马乱的，我的书可不能出事啊！”
为了保护手稿，他把文稿分成了好几部分，藏在不同的地方——有的藏在床底下的箱子里，有的藏在房梁上的瓦罐里，有的甚至藏在院子里的老树下。可他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小偷。
那天晚上，谈迁写完最后一页，累得倒头就睡。半夜里，一个小偷溜进了他家——小偷以为谈迁是个书生，家里肯定有值钱的东西，翻来翻去没找到银子，就看到了床底下的箱子。小偷心想：“这箱子这么沉，里面肯定是宝贝！”于是，趁着夜色，把装满手稿的箱子扛走了。
第二天早上，谈迁醒来，发现箱子不见了，当时就懵了。他疯了一样在家里找，床底下、房梁上、老树下，翻遍了每个角落，都没找到手稿。当他意识到手稿被偷时，整个人都崩溃了——他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哭得像个孩子。三十年啊！整整三十年的心血，从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写到五十几岁的老头，每天起早贪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就这样被小偷一锅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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