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对细节的执着，不仅让《国榷》的准确性大大提高，也让他在江南史学界名声大噪。很多学者都慕名而来，向他请教问题，甚至有人把自己写的史学着作拿给他看，请他帮忙修改。谈迁来者不拒，只要是关于历史的问题，他都会耐心解答；只要是史学着作，他都会认真阅读，指出其中的错误和不足。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学者写了一篇关于明朝倭寇的文章，拿给谈迁看。谈迁仔细阅读后，指出了文章中的三个错误：一个是倭寇入侵的时间，一个是倭寇的首领名字，还有一个是明朝军队的兵力。年轻学者听了之后，非常佩服，说：“谈先生，您真是太厉害了！这些细节我都没注意到，您却一眼就看出来了。”谈迁笑着说：“不是我厉害，是历史不能马虎。我们写历史的人，就是要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
在重新编写《国榷》的过程中，谈迁还遇到了一个难题——资金短缺。因为战乱，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光了，而买笔墨纸砚、雇人抄史料都需要钱。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谈迁不得不一边写书，一边想办法赚钱。他会给别人写墓志铭、写传记，有时候还会帮人校勘书籍，赚一点微薄的稿费。
有一次，一位富商请谈迁给他的父亲写一篇墓志铭，答应给一笔丰厚的报酬。可谈迁了解到，这位富商的父亲是个贪官，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于是，他当场拒绝了富商的请求，说：“我虽然穷，但我不能为贪官写墓志铭，玷污了我的笔墨！”富商见他不为钱所动，只好悻悻地走了。
后来，一位正直的官员请谈迁给他写传记，谈迁了解到这位官员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而且分文不取。他说：“能为清官写传记，是我的荣幸，我怎么能收钱呢？”
就这样，谈迁一边靠着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一边执着地编写着《国榷》。他的生活虽然清苦，却过得非常充实。他常说：“只要能把《国榷》写好，就算让我再苦再累，我也愿意！”
第四章 终成正果：从“白发老者”到“史学传奇”
顺治十二年，谈迁已经六十四岁了。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重新编写《国榷》的任务。这部新的《国榷》，一共有一百零四卷，五百多万字，比原来的版本更加完整、更加准确。当谈迁写下最后一个字时，他放下毛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眼里含着泪水，笑着说：“终于写完了！终于写完了！”
这部凝结了谈迁四十年心血的史学巨着，记录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到明思宗朱由检自杀殉国两百多年的历史，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很多史料都是独家的，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比如，书中详细记录了明朝末年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奇案的来龙去脉，补充了很多官方史书没有记载的细节；还记录了明朝与后金（清朝前身）的战争，以及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为研究明朝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国榷》成书后，谈迁并没有把它藏起来，而是主动拿给江南的史学专家看，请他们提意见。专家们看了之后，都对这部书赞不绝口，说：“谈先生的《国榷》，真是一部史学奇书！它弥补了很多官修史书的不足，是研究明朝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很快，《国榷》的名声就传遍了江南，甚至传到了京城。当时的清政府听说了这部书，想邀请谈迁到京城做官，负责修撰《明史》，还答应给他丰厚的待遇。可谈迁拒绝了，他说：“我写《国榷》，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记录历史。我年纪大了，只想留在老家，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拒绝了清政府的邀请后，谈迁开始着手整理《国榷》的手稿，准备把它刻印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可就在这时，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因为常年劳累，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经常咳嗽不止，有时候甚至咳出血来。家人劝他好好休息，别再折腾了，可谈迁说：“《国榷》还没出版，我不能休息。我要亲眼看到它印出来，才能放心。”
为了出版《国榷》，谈迁拖着病体，四处奔波，联系刻印作坊，筹集刻印费用。很多人听说了他的事迹，都纷纷伸出援手——有的学者捐出了自己的稿费，有的商人捐出了银子，有的刻印作坊主动降低了刻印费用。在大家的帮助下，《国榷》的刻印工作终于开始了。
顺治十四年，《国榷》的第一版终于刻印完成。当谈迁拿到第一本刻印好的《国榷》时，他颤抖着双手，抚摸着书的封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把书紧紧抱在怀里，仿佛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一刻，所有的辛苦、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磨难，都烟消云散了。
可遗憾的是，因为身体过于虚弱，谈迁在《国榷》出版后不久，就病倒了。顺治十四年冬，谈迁在海宁老家病逝，享年六十六岁。临终前，他拉着儿子的手说：“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就写了一本《国榷》。你一定要好好保管它，让它流传下去，让后人都知道明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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