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范晔和谢灵运，是“互怼归互怼，心里却佩服对方”。谢灵运后来被贬到永嘉，还写信给范晔，问他《后汉书》写得怎么样了，范晔回信说：“快写完了，等你回来，我先给你看！”可惜谢灵运后来因为“谋反”被杀，没等到看《后汉书》的那天。范晔听到谢灵运的死讯，沉默了半天，拿出谢灵运的诗，跟助手说：“以后没人跟我吵诗了，有点可惜。”
除了谢灵运，范晔还有个“学术盟友”，叫袁淑。袁淑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学问也很大，两人经常一起“聊史论诗”，有时候能聊到半夜。有次他们聊到“司马迁和班固谁更厉害”，袁淑说“司马迁更厉害，《史记》写得有气势”，范晔却反驳：“班固也不差，《汉书》更严谨，只不过他不敢写汉武帝的黑料，比司马迁差了点勇气。”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袁淑笑着说：“你呀，就是太耿直，跟你写的《后汉书》一样，一点都不藏着掖着。”
范晔还特别喜欢“提携后辈”。有个叫裴松之的年轻人，当时还没出名，只是个小官，却爱读史。裴松之拿着自己写的《三国志注》初稿找范晔请教，范晔看了之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注写得好，比陈寿的《三国志》还详细，以后肯定能出名！”还把自己珍藏的《魏略》借给裴松之，让他参考。后来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成了经典，他每次提到范晔，都要说：“没有范蔚宗的鼓励，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不过范晔的“社交”也有“翻车”的时候。有次宋文帝刘义隆召他入宫，让他弹琵琶。宋文帝知道他弹得好，还说“你弹一首，我给你赏钱”。范晔却当场拒绝：“我弹琵琶是为了自娱，不是为了换赏钱，陛下要是想听，找乐师就行。”宋文帝脸都绿了，心里暗爽：“这范晔，真是给脸不要脸！”后来有人在宋文帝面前说范晔的坏话，宋文帝之所以没立刻治他的罪，就是因为“还想让他把《后汉书》写完”——不得不说，范晔的“学问”，成了他的“免罪金牌”。
第五章 迷糊的“谋反者”：当“学术脑”遇上“政治坑”
元嘉十七年（440年），范晔的人生开始“跑偏”——他卷入了刘义康的“谋反案”。不过说起来，他这个“谋反者”，更像是个“迷糊的路人甲”，全程都是“被推着走”，把“学术脑”的“不靠谱”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刘义康因为“专权”被宋文帝贬到江州，心里不服，想推翻宋文帝，重新当“摄政王”。刘义康的亲信孔熙先，知道范晔跟宋文帝有矛盾（之前弹琵琶的事），还觉得范晔“有名气，能拉拢人心”，就找机会接近他，跟他说“刘义康是个好王爷，我们一起帮他复位，以后你就是功臣”。
范晔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虽然烦宋文帝，但也知道“谋反是掉脑袋的事”。可孔熙先太会“忽悠”，不仅跟他说“宋文帝猜忌心重，你早晚要被他收拾”，还给他送了很多金银珠宝。更逗的是，孔熙先知道范晔爱面子，还故意说“现在满朝文武都佩服你，只有你能帮刘义康成事”。范晔被“戴高帽”戴晕了，加上那时候他正好因为“没当上尚书令”心里不爽，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行，我帮你们写檄文（讨伐皇帝的文章），不过你们别让我干别的，我只会写东西。”
结果这“檄文”还没写完，谋反案就败露了——有个叫徐湛之的人，怕被牵连，直接向宋文帝告密。宋文帝立刻派人抓了范晔、孔熙先等人，关进了监狱。
范晔被抓的时候，还在跟孔熙先讨论“檄文里该怎么骂宋文帝”，听到士兵敲门，还以为是“送竹简的”，开门看到刀枪，才懵了：“你们这是干啥？我还没写完檄文呢！”士兵都被他逗乐了：“都要掉脑袋了，还想着写檄文！”
在狱里，范晔的“学术脑”又上线了。他不仅不害怕，反而跟狱卒说“能不能给我笔纸，我把《后汉书》的‘八志’写完”，狱卒说“都这样了，还写啥史”，他还跟狱卒讲道理：“《后汉书》是留给后人的，不能没写完，不然我死不瞑目！”后来孔熙先在狱里哭哭啼啼，他还劝孔熙先：“哭有啥用？不如跟我一起讨论《后汉书》，好歹死得明白点！”
不过范晔也不是“完全没脑子”，他知道自己谋反是“死罪”，但还是想“挣扎一下”。他在狱里写了篇《狱中与诸甥侄书》，里面没提谋反的事，反而大吹特吹自己的《后汉书》，说“我的《后汉书》比《史记》《汉书》都好，尤其是‘论赞’，写得又犀利又有文采”，还把自己的雅号“博涉经史”写进去，说“别人叫我‘博涉经史范蔚宗’，不是因为我读书多，是因为我会用学问做大事”。这封信后来成了“千古奇文”，有人说他“临死还不忘炫耀自己的学问”，也有人说他“是想让《后汉书》流传下去，故意写的”。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二月，范晔被押到建康城的刑场。临刑前，他还跟监斩官说“能不能让我再读一遍《后汉书》的‘光武帝纪’”，监斩官没答应，他就自己背诵起来，声音洪亮，围观的人都看呆了。最后他被斩首的时候，还喊了一句：“我的《后汉书》，一定要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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