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记国内的事，他还得管“国际新闻”。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快递，诸侯之间的消息全靠“使者传信”，有时候一个消息从齐国传到鲁国，得走十几天，还可能传错——比如本来是“齐景公要和鲁定公结盟”，传到曲阜就变成了“齐景公要打鲁国”，左丘明每次都得反复核对：找使者问细节，找去过齐国的商人求证，甚至还会派自己的弟子去邻国“蹲点”，就怕写了“假新闻”。有次齐国使者来鲁国，左丘明拉着人家问了一下午“齐晋鞍之战”的细节，使者被问得烦了：“左太史，你比我们齐国的史官还较真！”左丘明认真道：“我写的不是‘八卦’，是‘历史’，差一个字，就是对后人不负责。”
最头疼的是“平衡各方关系”。春秋时期的诸侯，个个都想当“霸主”，都想让史官把自己写得比别人强。比如晋文公打赢了城濮之战，派使者来鲁国，想让左丘明写“晋文公大败楚军，威震天下”，楚国使者也来了，想让他写“楚军虽退，仍保有实力”。左丘明不偏不倚，写了“晋师败楚师于城濮，楚师还”——既说了晋国赢了，也没贬低楚国，两边使者都没话说。后来有人问他：“你就不怕得罪大国？”左丘明反问：“我是鲁国的史官，不是晋国的，也不是楚国的，我只对‘史实’负责，得罪谁也不能得罪历史。”
那时候的史官，还有个“高危任务”——记录国君的“黑料”。鲁昭公曾经偷偷把鲁国的土地送给季孙氏，这事本来想瞒着，结果被左丘明知道了，非要记下来。鲁昭公急了，派人去威胁他：“你要是敢写，我就撤你的职！”左丘明一点不怂：“我爹告诉我，史官的笔比剑还硬，你能撤我的职，却改不了我写的字。”最后鲁昭公没辙，只能让他写——后来孔子看到这段记录，感叹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意思是“左丘明觉得这事丢人，我也觉得丢人”，可见左丘明的“三观”有多正。
就这样，左丘明当了几十年的“鲁国太史”，记了无数大事小情，竹简堆得比他的人还高。别人都觉得他累，他却乐在其中：“每天写点东西，看着竹简上的字，就像看着鲁国的日子一天天过，踏实。”谁也没想到，后来他会把这些“日常记录”，变成一本影响中国两千年的“爆款书”。
第三章 《左传》诞生记：把“春秋流水账”改成“诸侯大戏台”
如果说《春秋》是春秋时期的“官方流水账”，那左丘明写的《左传》，就是“流水账的升级版——带剧情、带旁白、带人物心理的历史大戏”。
先说说《春秋》是啥。那时候鲁国的史官，每年都会写一本“年度大事记”，就叫《春秋》，内容特别简略，比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桓公十年，秋，公会卫侯于桃丘”，跟现在的“日历备注”差不多，别说普通人看不懂，就算是贵族，不了解背景也不知道发生了啥。左丘明当了几十年太史，天天看《春秋》，越看越觉得“憋屈”：“这么多精彩的事，就写十几个字，后人看了还以为春秋时期的人都在摸鱼呢！”
于是他决定：“我要给《春秋》‘加戏’——把那些没写出来的细节、没说清楚的因果，都写明白！”这就是《左传》的由来，全称《春秋左氏传》，简单说就是“给《春秋》写的‘说明书’+‘番外篇’”。
写《左传》可不容易。那时候没有“资料数据库”，左丘明只能把自己几十年记的竹简，还有鲁国档案馆里存的旧竹简，一堆堆搬出来，趴在桌子上慢慢翻。有时候为了弄清楚“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背后的故事（《春秋》里就这么写），他得翻十几捆竹简：找郑国的使者记录，找鲁国大夫去郑国的见闻，甚至还得找老史官打听当时的八卦——最后才弄明白，这是郑庄公和弟弟共叔段争夺王位的故事，里面有母亲偏心、兄弟反目、最后庄公后悔的情节，左丘明把这些都写进《左传》，还加了一句庄公的心理活动：“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干坏事多了肯定会完蛋，你等着瞧），一下子就让这个故事活了。
那时候写东西，可比现在难多了。没有纸，只能写在竹简上，写错了就得用小刀刮掉，有时候刮得太狠，竹简都破了；没有“标点符号”，全靠句子的停顿来区分，左丘明怕后人看不懂，就特意把长句子拆短，还在关键地方加“也”“矣”这样的语气词；更没有“打印机”，写完了还得自己抄几份，一份存鲁国档案馆，一份自己留着，一份给信任的弟子——后来《左传》能传下来，全靠这些手抄的竹简。
左丘明写《左传》，有个“原则”：不瞎编，但也不隐瞒。比如写“齐桓公称霸”，他既写了齐桓公的英明（比如“尊王攘夷”，帮周天子撑场面），也写了他的缺点（比如晚年宠信奸臣，最后死得很惨）；写“晋文公重耳”，既写了他流亡十九年的辛苦，也写了他回国后杀对手的狠辣。有人劝他：“你把霸主写得这么‘不完美’，不怕后人骂你？”左丘明笑了：“历史不是‘英雄赞歌’，是人写的，人有优点就有缺点，我要是只写好的，那不是历史，是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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