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东风”的命名仪式，如同一场盛大的成人礼，标志着独立一团的工业力量迈入了新的阶段。然而，喜悦与自豪过后，一个更加现实、甚至更加严峻的挑战，摆在了王振虎、宋书羽和整个攻关小组的面前——如何将这台凝聚了无数心血的“独苗”，变成五台、十台，乃至更多稳定可靠的“戈壁东风”？
系统任务“初级农业机械化奠基”的第一个解锁条件，清晰地写着：月产稳定运行的10马力以上单缸柴油机5台以上。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从精雕细琢的“手工作坊”模式，转向初步的“批量生产”模式。
“同志们，‘戈壁东风’一号机成功了，这证明我们的路子是对的，骨头是硬的！”在车间全体会议上，王振虎的声音依旧洪亮，但内容却无比务实，“但是，一台机器，改变不了我们靠人拉肩扛的命运。我们要的是成群结队的‘铁牛’！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在一个月内，稳定地造出五台合格的‘戈壁东风’！这不是演习，这是硬仗！”
口号响亮，但现实骨感。当真正开始为量产做准备时，他们才深刻体会到，制造一台样机和实现稳定量产之间，隔着多么巨大的鸿沟。
首要难题：零部件的互换性。
“一号机”的很多零件，是老师们傅靠着高超的手艺，反复修配、甚至“量身定做”才组装起来的。比如，张三加工的连杆，可能只能配李四打磨的曲轴，换到另一台机器上就装不上，或者间隙不对。这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方式，根本无法满足量产的需求。
“我们必须制定标准！”宋书羽斩钉截铁地说，“从今天起，所有‘戈壁东风’的零件，必须严格按照统一的图纸和公差要求来加工！不允许再凭感觉、凭经验‘差不多就行’！”
他亲自牵头，组织“种子计划”成员和技术骨干，对“一号机”的所有图纸进行了重新审定和标准化。他们引入了更规范的机械制图符号，明确了关键尺寸的公差范围（尽管受限于测量工具，公差还放得比较宽），并强制要求使用统一的计量单位。
这在整个车间掀起了一场“观念革命”。一些习惯了“眼看、手摸、锤子敲”的老技工，起初非常不适应。看着图纸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尺寸线和公差符号，他们直挠头。
“王工，这轴车到59.8和60.2，不都是60吗？能用不就行了？”一位老车工拿着标注了公差带的图纸，不解地问王振虎。
王振虎虽然自己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但他深知标准化的必要性。他板起脸：“老李头，以前咱们就一台，怎么配都行。现在要造五台！要是你的轴是60.2，他的孔是59.8，还怎么装？必须按图纸来！超差了就是废品，没得商量！”
为了贯彻标准，宋书羽想办法制作了一批简易的卡规、塞规和螺纹规，分发到各加工岗位。张建业则负责巡查，拿着图纸和量具，一个个零件地检查，不合格的坚决退回重做。起初，车间的废品率甚至比试制时还要高，工人们怨声载道，进度缓慢。
第二大难题：生产流程与分工协作。
以前试制，是精英小组围着一台机器转。现在要同时生产多台，就必须将整个生产过程分解成一道道工序，明确分工，形成流水作业。
宋书羽和王振虎将发动机制造分成了几个大工段：铸造工段（负责缸体、缸盖等大件毛坯）、锻压工段（负责曲轴、连杆毛坯）、机加工工段（负责所有零件的精加工）、装配调试工段。
每个工段内部又细分为更小的工序。例如机加工工段，有人专门车外圆，有人专门镗内孔，有人专门铣平面，有人专门攻丝。
这种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对生产管理和协作的要求。任何一个工序滞后，或者出现质量问题，都会影响到下游，甚至导致整条线停滞。
张建业被任命为临时生产调度，负责协调各工段的进度和物料流转。他每天抱着一块自制的进度板，上面插着代表不同零件和工序的小木牌，在各个工段之间穿梭，嗓子都喊哑了。
“铸造的缸体毛坯什么时候能好？机加工这边等米下锅呢！”
“锻压的曲轴毛坯还有两根不合格，赶紧返工！”
“装配组报告，三号机的喷油器座螺纹有问题，和喷油嘴对不上！查查是哪个环节出的错！”
问题层出不穷，协调会从每天一次增加到早晚各一次。张建业忙得脚不沾地，但他在这巨大的压力下，组织协调能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起来。
第三大难题：质量的一致性与稳定性。
即使按照同样的图纸、同样的工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使用不同的设备加工出来的零件，性能和质量依然存在波动。如何保证每一台“戈壁东风”都像一号机那样可靠？
宋书羽引入了“首件检验”和“工序巡检”制度。每个批次开始加工时，第一个零件必须经过严格检验，合格后方可批量加工。过程中，质检员（由细心认真的王秀英和几名女工担任）会随机抽查加工中的零件，及时发现并纠正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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