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贵州娄山关的冬天格外湿冷，山间的雾气浓得化不开，常年笼罩在峰峦之间，把那些青灰色的山脊和嶙峋的岩石都裹进一片混沌里。桐梓县娄山关镇就嵌在这片山水之间，镇子不大，横竖几条街，两边的房子大多是砖混结构的老楼，墙皮斑驳，楼与楼之间拉着密密麻麻的电线和晾衣绳，到了傍晚，家家户户的厨房窗口飘出油烟和饭菜的味道，烟火气浓得化不开。
二月初的那几天，天气阴沉沉的，偶尔飘点细雨，落在青石板路面上，湿漉漉地泛着光。镇派出所的值班室里烧着蜂窝煤炉子，铁皮烟筒弯弯曲曲地伸向窗外，炉子上的铝壶嘶嘶冒着热气。值班民警老赵正翻着当天的接警记录，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划，炉火把屋里的空气烤得干燥而温暖。
上午九点多钟，一个中年妇女跌跌撞撞地冲进了派出所的大门。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深蓝色棉袄，头发有些凌乱，脸色蜡黄，两只眼睛又红又肿，显然是哭过很久了。她一进门就抓住值班民警的胳膊，声音沙哑而急促：同志，我男人不见了，他一晚上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
来人叫桂廷英，三十五六岁的年纪，脸盘圆润，五官端正，但此刻整个人像被抽掉了主心骨似的，站在那里，两条腿都在微微打颤。老赵让她坐下，给她倒了杯热水，慢慢问情况。
桂廷英双手捧着搪瓷缸子，指尖冻得发白，她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把话说清楚。她告诉民警，她的丈夫叫周永刚，今年三十七岁，是个摩的司机，平时就在桐梓县城里拉客，靠摩托车载人挣点辛苦钱养活一家人。两口子结婚快二十年了，一儿一女，女儿已经在读初中，儿子还在上小学，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也算平平稳稳。
昨天晚上五点半左右，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桂廷英的声音又开始发抖，他说有个客人要包他的车去马鬃乡，来回一趟，可能回来得晚，让我们娘仨先吃饭，别等他。我问他大概几点能回，他说从这儿到马鬃乡二十来公里，骑摩托车个把小时就到了，加上等人，顶多俩小时，晚上八点之前肯定能到家。
她说这话的时候，下意识地掏出手机看了看屏幕，仿佛下一秒就会有一个来电显示丈夫的名字。可屏幕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她接着说，从晚上六点开始，她就一直留意着院门外摩托车的引擎声，桐梓镇的冬天天黑得早，不到七点街上就没什么人了，路灯昏黄，照得路面一片模糊。她把晚饭热了两遍，自己没吃几口，心里越来越慌。
八点过了，他还是没回来，我就给他打电话。桂廷英说到这儿，喉头哽了一下，手机是通的，但一直没人接。我以为他在路上骑车，没听见铃声，就隔一会儿打一次。九点、十点，打了好多遍，还是没人接，后来再打，就成了无法接通
她说，她和女儿还专门跑到阳台上打，阳台上信号好一点，风大，吹得人脸上像刀割一样，她站在那里，一遍遍拨那个熟悉的号码，听筒里传来的永远是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女儿站在她旁边，也拿着手机拨，母女俩就那么站在寒风里，谁都没说话，周围是黑沉沉的夜色和远处零星的狗叫声。
我感觉出事了，肯定是出了大事。桂廷英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顺着脸颊流下来，她用手背胡乱抹了一把，要不他不可能连个电话都不打回来。他不是那样的人。
老赵听完，把桂廷英提供的周永刚的手机号记了下来，用座机拨了一遍，听筒里果然是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的提示。他皱了下眉头，搁下电话，和旁边的同事交换了一个眼神。
说实话，派出所每年接到的人口失踪报案不少，尤其是这些年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夫妻两地分居，感情渐渐淡了，有的人出去之后就不回来了，也有的在老家重新找了人，对外只说出门打工，过个一年半载才被发现是跟人跑了。这类案子查到最后，十有七八都是私奔。往往是家属急得火上房，警方到处找人查监控问线索，忙活半天，结果一联系上人，对方说我不想回去了，你们别找我了，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老赵把这种可能性委婉地向桂廷英提了一下。他说：嫂子，你好好想想，你丈夫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比如说，经常晚归，或者背着人接电话，或者手头突然紧了又突然宽了...
桂廷英一听就急了，立刻打断了老赵的话：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男人不是那种人！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维护。她告诉老赵，周永刚这个人，在周围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老实本分，平时不打牌不喝酒，也不跟人东跑西窜地混日子。他每天一早出门拉活，中午带个馒头或者饭团当午饭，舍不得下馆子，天黑之前回家，把挣来的钱一分不少地交到她手里。
他身上的钱从来没超过三十块，就是留着给摩托车加油用的。桂廷英说，有时候他一天拉活挣了三百多，回来就给我二百五，自己留五十，我说你多带点钱在身上，万一车坏了要修车呢？他都不肯，说修车的地方他都认识，可以先欠着，回头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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