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雨是在端午后第七日夜里悄然而至的。起初只是檐角断线的珍珠，渐渐连成密织的罗网，最后化作倾天而下的瀑布，将这座帝都浇成一片混沌的泽国。工部虞衡司主事赵士祯被急报从梦中惊醒时，报信的衙役浑身湿透，嘴唇冻得发紫：“大人…积水漫过棋盘街，已经…已经淹到六部衙门口了！”
赵士祯冒雨赶到棋盘街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这条象征大明权力中轴的御道，此刻已成浑黄的河道。水深没膝，漂着碎木、破席、溺死的鸡鸭，甚至还有半扇不知从哪家肉铺冲来的猪胴。更触目惊心的是，积水并非静止——它们正从西向东缓缓流动，带着令人作呕的腐臭，涌向紫禁城的方向。
“水流往东？”赵士祯涉水走到街心，俯身观察水纹，“可京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水该往南汇入通惠河才对。”
随行的老书吏脸色苍白：“大人有所不知，自从成国公府扩建花园，填了西边的青龙桥旧河道，这一带的水…就没处去了。”
雨在次日凌晨渐歇，但真正的灾难刚刚开始。积水退去后，露出的是满街的淤泥——黝黑、粘稠、散发着刺鼻的腥臭。更可怕的是那些被冲开的地沟盖板下露出的景象：沟渠里塞满了烂菜叶、破布头、碎瓦砾，甚至还有整根房梁。在刑部衙门前，淤泥里竟露出一截森白的人骨，经辨认是某年秋决后草草掩埋的囚犯遗骸。
消息传到文华殿时，朱祁镇正在批阅辽东军报。他搁下笔，沉默良久，问侍立的程允执：“程卿可记得，元大都的排水是何规制？”
程允执躬身：“臣查过史料。元世祖建大都时，郭守敬主持水系，以海子为中心，开凿通惠河连通运河，城内设明暗沟渠三百余条，皆以青砖砌筑，宽可容人。每岁清明，顺天府征民夫疏浚，已成定例。”
“那如今呢？”
“如今…”程允执顿了顿，“如今官沟归工部都水司，民沟归顺天府，宫内沟渠归内官监。三衙互不统属，都水司报‘岁修银两不足’，顺天府称‘民夫征调不易’，内官监则言‘宫禁之地，外臣不宜擅入’。至于疏浚…据都水司册载，上次大浚是宣德八年，距今已二十三年。”
皇帝的手指在御案上轻轻敲击，忽然问：“赵士祯何在？”
赵士祯奉召入宫时，靴子上还沾着未干的淤泥。他带来了三样东西：一盘从沟渠挖出的淤泥样本、一卷手绘的京城水系草图、还有一本虫蛀严重的《元大都沟渠图志》。
“陛下请看。”他将淤泥样本呈上，“这不是寻常泥土，这是百年淤积——里面有瓷片、钱币、甚至找到一枚至元通宝。”他又展开草图，“臣带人探查了三日，发现如今京城沟渠，十之七八已非元时旧貌。权贵扩宅侵沟，商户搭棚占道，更有甚者，竟将夜香、污水直接排入暗渠。”
最惊人的是那本图志。赵士祯翻开其中一页，上面用朱笔勾出了一条消失的河道：“这是元时的金水河故道，从玉泉山引水入城，穿皇城而过，既供宫廷用水，亦做排水干道。但永乐年间改建宫城，将此河截断填平，另开新渠。可新渠走向…”他指着图上歪扭的线条，“为了避开功臣府邸，绕了三个弯，坡度尽失。”
朱祁镇凝视着那些弯曲的线条，忽然道：“传旨：明日早朝后，朕要亲察沟渠。”
此言一出，满殿皆惊。程允执急谏：“陛下万金之躯，岂可涉污秽之地？”赵士祯也跪地：“沟渠深处或有沼气，恐伤圣体！”
“朕的百姓日日生活在污秽中，”皇帝起身，目光扫过众人，“朕去看看，有什么不可以？”
翌日，皇帝一行从东华门出，沿东安门大街南行。雨后初晴，街面泥泞未干，道旁民居墙上的水痕清晰可见——最高处竟达七尺。行至金鱼胡同口，一处沟渠盖板被冲开，露出下面黑漆漆的洞口。赵士祯命人垂下绳索测量，回报：“深一丈二尺，淤塞约八尺，实际通水只有四尺。”
朱祁镇走到洞口边，一股恶臭扑面而来。他面不改色，俯身细看，忽然问：“这沟壁的砖石，为何颜色深浅不一？”
随行的老工匠颤巍巍上前：“回陛下，深色的是元砖，烧得结实，百年不坏；浅色的是后来补的明砖，土质次，火候也不够，几十年就粉了。”他用铁钎撬下一块浅色砖，轻轻一捏，竟成粉末，“您看，这样的砖砌沟，大水一冲，怎能不垮？”
更令人心惊的发现是在成国公府后巷。一行人原计划查看被填的青龙桥旧河道，却发现巷口新砌了一堵高墙。墙内隐约可见亭台楼阁，墙外却是一片洼地，积着发绿的死水，蚊蝇滋生。
“这是…”程允执皱眉。
巷口一个摆茶摊的老汉低声道：“大人们别看了，这是成国公家新修的荷花池。原来的河道…被圈进院子里去了。”
伯颜帖木儿一直在沉默观察，此时忽然开口：“草原上挖井，最怕在上游的人把井挖得太深——下游的井就干了。”他指向那堵高墙，“这堵墙，就像把上游的井圈起来，让下游的人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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