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州城下那场功败垂成的进攻，如同投入池塘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远比济尔哈朗预想的要深广。消息传开，辽东本就不稳的人心，更是暗流涌动。
复州、盖州一带，原本被清军高压和连坐法勉强弹压下去的逃亡潮，再次抬头。这一次，不仅仅是底层汉民拖家带口南逃，更有几个原本依附清廷、担任屯堡小头目的汉军旗旧人，也带着家眷和亲信，趁着夜色消失，只留下一座座空荡荡的堡垒和堆积未运的粮草。更让济尔哈朗心惊的是，有探子回报，在辽东海边某些偏僻渔村，开始出现陌生人活动，他们带来南方王师北伐的消息，甚至留下了一些粗劣但足以果腹的粮食和盐巴，虽然行踪隐秘，但“海上有路，南边有王师”的传闻，却如同风一般，在穷苦绝望的辽民中悄然传开。
“乱源在海上！”济尔哈朗在军帐中咆哮，却又无可奈何。他可以派骑兵封锁道路，可以严惩逃亡者，却无法封锁那浩渺无边、又处处可以登陆的海岸线。旅顺口水师新败后龟缩不出，登莱水师残部只敢在近岸巡逻，对那几艘神出鬼没的振明军新式战舰毫无办法。海上力量的缺失，成了勒在他喉咙上、越收越紧的绳索。
他不得不再次向北京告急，除了请求增派陆师，更着重强调“亟需水师助战，肃清海氛，否则辽东永无宁日”。奏疏以六百里加急送出，字里行间，已透出这位久经沙场的老王深深的无力感。
北京，紫禁城。
多尔衮接到济尔哈朗的告急文书，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辽东局势的恶化，比他预想的更快、更糟。陆上胶着，海上失控，这已非简单的军事失利，而是战略层面的被动。
“水师……水师！”他将文书狠狠摔在御案上，“我大清以骑射立国，何曾想过有朝一日，会被几艘南蛮的破船逼到如此境地！”
殿中肃立的王大臣们皆垂首不语。他们大多出身关外，习惯了铁骑纵横，对海洋既陌生又轻视。如今这无形的敌人从海上袭来，让他们有力无处使，只剩下烦躁与茫然。
“皇上，”范文程硬着头皮出列，“为今之计，唯有双管齐下。陆上，严令济尔哈朗王爷，不计代价，务必于四月前攻克金州，拔除辽东这颗钉子。同时，可令山西姜镶、陕西孟乔芳加大袭扰力度，牵制真定之敌，使其不能东顾。”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至于海上……郑芝龙那边，需再施重压。可令使者明确告知，若其不能约束其子，断绝与武昌往来，则‘海澄公’之议作罢，且我朝将视郑家为敌寇，发兵讨伐！即便一时难以跨海攻其老巢，亦可联络倭国、荷兰红毛夷，许以重利，共击郑家，分其海上之利！”
这是驱狼吞虎、引外敌制内患的毒计。多尔衮眼中寒光一闪，沉吟不语。借助外夷之力，终究是饮鸩止渴，且后患无穷。但眼下，似乎已别无他法。
“就依范先生所言。去办吧。”多尔衮疲惫地挥挥手，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力不从心。他仿佛看到，那张原本清晰的大清版图，正被来自南方的火焰和东方的海水，一点点侵蚀、灼烧。
武昌，摄政王府。
与北京的焦躁不同，这里的空气虽然同样紧绷，却多了一份沉稳与谋定后动的气息。林慕义刚刚审阅完真定、辽东、南京送来的最新报告，以及王五从各方搜集的零散情报。
真定方面，金声桓成功挫败屯齐的反扑，双方转入消耗战，金声桓部队伤亡不小，但士气尚存，且成功牵制了大量清军主力。南京方面，陈子龙与沈文渊（已冒险从海路返回，带回了与郑成功初步合作的经验及对海上风险的评估）联手，基本稳住了“摊丁入亩”试点的推行，同时，“护商船队”的遴选也接近尾声，三支初步入围的商团正在接受最后核查。而辽东，金州城奇迹般的再次坚守，以及黄得功、郑成功海上协同初显威力，无疑是最令人振奋的消息。
“王爷，郑成功此举，虽是义勇，却也将其自身与郑家推到了风口浪尖。”陈忠在一旁低声道，“郑芝龙老奸巨猾，至今态度暧昧。北边必不会善罢甘休，恐对郑家施以重压，甚至挑拨离间。”
林慕义点点头：“郑成功是颗好棋，但也是一着险棋。我们不能让他孤军奋战。”他沉吟片刻，“以我的名义，再给郑成功去一封密信。一是嘉奖其功，二是提醒他注意自身及部属安全，防备北边狗急跳墙，甚至其家族内部可能出现的掣肘。三是……可暗示他，若事有不谐，或觉在闽难以施展，武昌水师，永远有他的一席之地，甚至可以独领一军。”
这是给郑成功一条后路，也是进一步将他与武昌的利益捆绑。
“另外，”林慕义走到那幅巨大的海图前，“辽东的局面，靠海上袭扰和接济，只能解一时之困，难解长久之围。必须给济尔哈朗更大的压力，让他无法专心对付金州。”
他的手指点在海图上山东半岛的位置：“登莱水师残部，是清廷在北方海域唯一像点样子的力量。虽不强，但像苍蝇一样烦人。黄得功舰队新经战阵，需要修整，不宜再行冒险。或许……可以给郑成功一个机会，也试一试他麾下船队的真正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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