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孔勍三子孔继军的陈述，孔勍与众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山南东道节度使孔勍对其长子孔继宣的擅自行动并未大发雷霆。
经过一夜未眠，再加上四五个时辰的激烈战斗，他已是身心俱疲。体力和精神都已逼近极限的他，甚至对长子孔继宣擅自突围、意图今晚偷袭钟鹏举军炮兵阵地的行动，甚至抱有一丝期待。
节度副使李弘规（年纪较长，持重）沉吟开口：“衙内此举攻敌所必救，可以扭转心理态势。
当前战局，钟鹏举军完全掌握主动，我军士气濒临崩溃。
此时出兵反攻，哪怕目标再艰难，其象征意义巨大，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
这能向全军表明，我军主帅仍有战斗意志，绝非坐以待毙。若能成功，可瞬间扭转战场心理，创造奇迹般的士气高潮。”
李弘规作为节度使的副手，属于核心军职。当节度使外出征战、入朝述职或因病无法理政时，可代行节度使的军政职权，不仅能统筹辖区军队调度，还能参与军机决策。
该职位多由节度使的心腹或有深厚资历的将领担任，是节度使身边仅次于自身的权势人物。
他的话很有分量。众将不由得点头表示认同。
在绝境中，襄阳众将对孔继宣这个近乎自杀的计划产生“期待”，是一种复杂而真实的人性反应，其中混杂着绝望、侥幸、忠诚与自我欺骗。
面对孔继宣这个鲁莽、生疏到近乎可笑的计划，堂内在短暂的死寂后，弥漫开的并非全是质疑，而是一种扭曲的、近乎病态的期待感。
内城将破，常规战术已全部失效，等待他们的可能是城破身死的必然结局。在这种终极绝望下，人的理性会下意识地抓住任何一丝微小的可能性，无论它看起来多么荒谬。
“反正都是死，万一……万一成功了呢？”“少帅此举虽险，但或许正因出其不意，能创奇迹？”这种想法就像溺水者抓住一根稻草，明知其无力，但抓住这个动作本身就能带来片刻的心理慰藉。
众将对孔勍的忠诚和信赖极深（至少表面上如此，但樊城的赵安和襄阳的周伦先后叛变了）。当他们看到主帅的儿子甘愿赴死进行最后一次冒险时，这种忠诚会移情到孔继宣的计划上。
“节帅之子尚且不惜此身，我等还有何可保留？”“这或许是孔氏一门的气运所在，我们应当相信！”他们支持的不仅仅是计划，更是孔勍这个统帅，以及他所代表的最后抵抗意志。
年轻的参军李默则说道：“这是一个极具胆识的战术构想。从军事冒险角度看，此计‘看似疯狂，实则暗含一丝绝境中的合理性与悲壮之美’，但成功的概率极其渺茫。
少帅此举是想利用敌军战术上的“灯下黑”原理。
钟鹏举军主力正忙于巩固襄阳的外城、轰击内城，并防备其他方向的我国援军。
敌军很可能判断我军已无力外突，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攻城’而非‘守城’上。
樊城和襄阳外城的守军兵力可能确实相对薄弱，戒备心也可能最低。出其不意，是此计唯一的成功基石。”
参军李默话锋一转，他忧虑地说道：“少帅这两千五百人从外城突围反攻樊城或襄阳、抢夺火炮阵地的策略，看似是‘围魏救赵’的绝境反击，实则是风险远大于收益的极端冒险，整体不可取——短期或能制造混乱，但长期来看，既违背攻防逻辑，又存在多重致命漏洞，大概率会加速我军的溃败。”
众人包括孔勍面色都露出不悦的表情。
“参军”是藩镇幕府或州府中的核心幕僚官职，并非直接领兵的武将，而是主帅的“军事参谋+行政助理”，地位介于中下级文官与幕僚长之间，是割据势力中不可或缺的智囊型角色。
李默二十多岁，平时敢于直言，心直口快。节度使孔勍正是看中他这一点，作为六十岁的地方最高统治者，他的度量还是有的，他要兼听则明。
生死关头，参军李默可顾不了那么多了，他面不改色，直言道：“我们的核心目标是“保住襄阳、缓解炮轰”，但反攻樊城是下策，更稳妥的策略应是‘收缩防御、固守待援+伺机骚扰’。
放弃外城残余据点，将所有兵力（1.8万正规军加2万民兵）集中于内城和子城，重点加固城门、修补城墙缺口，利用内城的制高点（如城楼）部署弩兵、投石机，对抗钟鹏举的攻城部队；
同时严格管控粮草、水源，延长坚守时间，等待周边州县和朝廷的援军；
同时可以派出数百人规模的多支小队骚扰袭击敌军的炮兵炮位与弹药储存地。
襄阳与樊城隔汉江相望，突围部队需依赖船只渡江——但汉水江面已被钟鹏举舰队完全占据，突围部队既无足够战船，又无法在舰队的炮火覆盖下组织渡江（钟鹏举的水师战船配备火炮可直接轰击渡江船只）。
即便部分士兵泅渡，也会因体力不支或遭遇水师拦截而大量伤亡，能上岸的兵力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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