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市东头，新来了一帮娘子军，阵仗不小。支了个彩虹棚子，上书“韩流风暴”，挂满了花里胡哨的衣服，灯光一打，闪得人眼晕。领头的是个裹着貂皮的胖大姐，正给一个塑料模特套毛衣呢。那模特胳膊裂了个大口子，露出里头黄不拉几的泡沫芯子——这玩意儿，就跟她们后来那生意似的，看着光鲜，里头虚得很。
没过几天，我隔壁摊位的冬瓜不见了。他那块地儿，转眼就被这三个江西来的女人占了，挂满了从四季青批来的加绒卫衣。我拿过来一看，好家伙，进货价比我们还贵七块二！碟片哥蹲在烤肠摊边嘬着牙花子冷笑：“心软了吧？等那帮娘们真站稳了脚跟，有你哭都找不着调门的时候！”
我低头数着刚收的零钱，一股子铁锈味儿钻进鼻子——这是刚从锅炉房下来的女工买的衣服给的钱，我特别喜欢闻各种钱的味道，比啥都实在。对面那帮大姐还搞了个“试衣间”，用碎花布围了个三角区，里面杵着面破镜子，裂痕把人照得跟分尸了似的。一个穿羽绒服的姑娘缩在布帘后头，窸窸窣窣地换毛衣。看着挺像那么回事，可我心里门儿清：做生意，光靠花架子不行，得靠真东西。
寒流杀到那晚，我猫在仓库里点货。手电筒光柱扫过堆到天花板的SUDU纸箱，晃动的阴影里，冷不丁冒出个人影。是冬瓜！裹着件油渍麻花的军大衣，手里塑料袋里装着瓶红星二锅头。“最后三十包了，帮我卖一下吧？活命的钱都没了。”他用脚尖踢了踢脚边的编织袋，几件灰扑扑的衣服钻了出来，我摸出打火机燎开一根线头，劣质化纤“滋啦”一下卷曲着缩成黑球，一股刺鼻的焦糊味直冲脑门——这玩意儿，穿身上能舒服？碟片哥那会儿给我出过个损招，说市民广场正办普法周，大红横幅下支着咨询桌。要是把冬瓜这些衣服摊桌上，再拉着之前冬瓜的客户，让他们看看胳膊上试穿后起的红疹子，保准能上晚报社会版。这招狠，也管用。可我看着冬瓜，想起他老婆在菜市场卖咸鱼的样子——总把发黄的带鱼摆最显眼，逢人就说是舟山刚靠岸的鲜货。都不容易。人呐，有时候就得在“狠”和“善”中间找个缝儿钻过去。
后来，我还是买下来了冬瓜的衣服，到底没按碟片哥说的办。我一整车卖给了收废品的大姐，六十块钱，算是我那年唯一一笔亏本买卖。碟片哥说我傻，我说就当积德了。这钱亏得心里踏实。
七天后，我在城中村出租屋找到冬瓜时，好家伙，满地的空酒瓶，二锅头味儿浓得化不开。他那个叫南瓜的妹子蹲在蜂窝煤炉子前熬粥，铝锅边上凝了一圈米浆。“晌午灌了半斤就开始说胡话，”她用围裙角擦眼睛，“死活非说要去东莞电子厂打工，拦都拦不住。”
冬瓜蜷在脏兮兮的棉被里，床头柜上摆着一本卷了边的《展销会秘籍》——这宝贝，那年我俩抢展销会摊位时，他当命根子一样揣怀里。书页里夹着张泛黄的剪报，“杭州小商品博览会单日成交破千万”的标题都快被他的手指头摩挲没了。我掀开盖在他脸上的旧报纸，破节能灯昏黄的光晕里，细小的灰尘打着转。“和平广场的展销会要开了，”我把温好的一碗黄酒推到他床头，“展销棚子，三缺一。”
他那浑浊的眼珠子动了动，喉咙里滚出一阵沙哑的冷笑：“呵…之前夜市，你丫给我设的局，害得我还不够苦吗？”喷出的酒气带着一股馊味扑在我脸上，“现在看我栽阴沟里了，来当救苦救难的菩萨？”
我没跟他废话，从兜里掏出张揉得不像样的进货单，“啪”地拍在床头柜上。汉正街的冬款棉服批发价，用红笔粗粗圈着，比市面上便宜两成。“那帮温州的牲口在展销会上压价压得多狠？你不想出口恶气？你被他们挤兑得还不够惨吗？”外面，雪粒子开始噼里啪啦砸在石棉瓦棚顶上。冬瓜干裂的嘴唇哆嗦着，墙角堆着南瓜妹种多肉用的尿素袋，破洞里钻出的几根线头，在穿堂冷风里抖个不停。我知道，他心动了。人跌到谷底，但凡看见根稻草，都想抓住试试。
三天后的清早，和平广场展销会入口处，两顶墨绿的帆布帐篷像两棵新长出来的树，帆布上喷着“SUDU”的白漆还湿漉漉地反着光。冬瓜裹着那件脏军大衣，蹲在货箱上抽烟，脚下散乱堆着刚从广州发来的三百件加绒SUDU卫衣——胸口印着水墨风的游侠儿剪影，男女通杀。这架势，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思了。
大晌午，对面的温州帮摊位“唰”地挂出张硬纸板，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全场八折”。冬瓜腮帮子的肉鼓得像塞了核桃，他猛地从个破蛇皮袋里掏出捆红绸带——鬼知道他打哪儿搞来的。“买SUDU加绒卫衣，送红腰带！鸿运当头！”他扯开破锣嗓子开始吆喝。我正把最后半箱货摞上铁架，抬眼看见对面摊子里蹿出几个穿皮夹克的混混，举着块“买三送一”的木牌子，晃晃悠悠就往我们棚子门口凑。想堵门？冬瓜眼都红了，抄起挂衣服的铁架子就要扑过去，被我一把攥住手腕子。“让他们降价，降！”我一把拧开录音机开关，费翔那首《冬天里的一把火》猛地炸开，震得整个帆布棚子都在抖，“你，只管收你的钱！”做生意，有时候就得沉住气。对手降价，说明他急了。他越急，咱越得稳。这道理，跟打牌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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