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排面！加个蛋！”嗓子哑得跟破锣似的，喊完自己都愣了下。墙上镜子映出个流浪汉——胡子拉碴，头发支棱得活像被雷劈过的鸡窝。老板娘端面过来时多瞅了我两眼，没吭声，勺子在雪菜盆里多兜了一下，堆尖儿地盖在面上。
那碗面汤热得烫嘴，但喝下去，总算是把肚子里的寒气逼出来点儿。连汤带面扒拉干净，想摸根烟抽，兜里就剩下烟盒，打火机忘在审讯室椅子上了。只好去前台借公用火机，按了三下才打着，“嗤啦”一声窜出火苗，青烟刚飘起来，邻桌那个辅警蹭地站起来整理腰带，吓得我手一哆嗦，烟灰掉桌上了。
拖着两条腿蹭回仓库的时候，太阳都爬老高了。卷帘门拉开条缝，美芬就跟个小炮弹似的冲出来，一把拽住我袖子：“汪哥！你吓死人啦！”她手里还攥着发货单，圆珠笔没盖好盖，在她围裙上划拉出长长一道蓝印子。
“没事儿，去濮院进了趟货。”我踢开地上挡路的破纸箱，行军床上的被子枕头还堆得乱七八糟，正是碟片哥那天慌慌张张跑掉时扔下的样子，“今儿待发货的单子多吗？”
中午美芬把热好的盒饭推给我：“有个叫瑶瑶姐的，给你打了七八个电话！”她凑近了点，压着嗓子，“早上我看见个穿皮夹克的，在巷子口转悠了好几圈，不像来买货的...”
我把嘴里的饭慢慢嚼着，胃里还顶着早上那碗面和惊吓。脑子乱成一团麻，也懒得琢磨那些弯弯绕了：“甭管了。我得上楼眯会儿，一宿没合眼，人都飘了。”
这一觉睡得跟昏过去似的，再睁眼窗外路灯都亮了。班长打电话说毕业前还有几个作业得交，有学分的。我在朔风里裹紧羽绒服往公交站走，街角关东煮的热气混着烤红薯的甜香往鼻子里钻。忽然，一把透亮又带着点倔强的吆喝声砸进耳朵：“蜜薯流油——倍儿甜嘞！”
一辆装烤炉的三轮车旁，裹着件洗得发白军大衣的身影正是余姐！想当年新塘路夜市赫赫有名的“黑牡丹”！正跟一对小情侣掰扯呢。她冻得通红的指关节敲着电子秤：“十块三毛！您给十块，算我送您尝口鲜！九块真不行！”旁边那穿貂皮长筒靴的姑娘，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年关都过了，至于为这几毛钱抠搜吗？”她旁边像个男朋友模样的男的，手里攥着个亮闪闪的车钥匙，在冷风里冷笑一声。
铁锅里黑乎乎的炒栗子在滚筒里“哗啦哗啦”响。我摸了摸兜里刚从仓库拿的零钱，紧走两步挤进人堆：“余姐！好些日子没见，上次俩红薯的钱还没给呢！”余姐闻声转头，口罩上方呵出的白气儿飘出老远。
穿貂姑娘见状，立马拽着那男的就想溜。嘿！我这暴脾气！赶紧一步横跨挡在车前。那男的脸色一沉，往铁皮车上扔了一个硬币。“叮铃哐啷”滚了两圈落停。余姐跟没瞧见似的，飞快抓起俩滚烫的红薯就往我手里塞：“赶紧的！刚出炉的烟薯25号！尝尝！”
推让的功夫，我眼睛尖，瞥见她车把手上还挂着半袋葡萄糖注射液——好多年了，她的老毛病还没好呢。那张二十块钱最终被我硬塞进了她装零钱的生锈铁盒里。钢镚儿掉进去“当啷”一声，那姑娘那句“装什么好人”也恰好被一阵北风刮跑了。
公交左等右等不见影儿。我蹲在站牌底下剥开烫手的红薯，那糖心儿顺着裂开的焦皮往外淌，滴在脏兮兮的雪地上，洇开个小点。远处传来“叮铃铃——叮铃铃——”的车铃铛声，响得很规律：三声长，两声短。还是好多年前咱们一块躲城管时约的暗号。焦香软糯混着天然的甜味儿在嘴里化开。兜里手机突地震了一下。是戴君斌发来的照片，作业摊开一大片，配字：“同志们都归队了，回来捎点烧烤啤酒，汪老板！”我看着那话，对着冷空气哈了一大口白气，回了个“马上到”。刚抬头，末班车就碾过马路牙子上冻硬的减速带，“哐当”着拐过来了，刺眼的大灯正好照亮漫天被风刮起的栗子壳。
手机在裤兜里震动，我下意识以为是美芬。结果屏幕一亮，跳出来“汪佳”俩字，我那颗心“咯噔”一下，跳得跟踩着缝纫机似的快。她也就发了四个字：“到寝室了？”翻来覆去盯着看了三遍，好像那四个字会凭空变出花儿来，刮脸上的寒风都吹不散我一脸傻笑。
这日子过得就跟坐跳楼机似的，刚因为汪佳那句问候高兴得想蹦高儿，美芬的夺命电话就打过来了，声音抖得跟筛糠一样：“哥！快回来！店...店让人砸了！”等我一路狂奔回仓库，眼前一片狼藉：卷帘门歪歪扭扭地半挂在那，上面还有俩大脚印！玻璃碎碴子铺了一地，屋里能倒的货架全倒了！美芬瘫坐在一堆翻倒的纸箱中间，脸上妆糊成一片，全是眼泪印子。
“他们说...碟片哥不出来...以后天天来...让我们小心点...”美芬抽抽搭搭地比划，声音又气又委屈，“那个胳膊上纹东西的胖子突然就...就动手了！掀桌子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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