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就骗婚？”我的声音冷得像河底的石头。
“不是骗婚！”潇潇激动起来，“我当初是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的！可是结婚后我发现，我受不了这种生活。每天算计着一块钱两块钱，连买支口红都要犹豫半天。我才二十四岁，我不想一辈子困在山沟里！”
“所以你就抽烟喝酒烫头，跟别的男人暧昧？”
潇潇愣住了，然后苦笑：“你都知道了。”
“理发店那个托尼，还有阿杰，他们是谁？”
“朋友而已。”潇潇掐灭烟头，“陈默，我们离婚吧，好聚好散。彩礼钱退不了，但我可以不要那十九万赔偿。我们签个协议，从此两清。”
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要答应了。这折磨人的闹剧，早该结束了。
但我想起父亲驼背编竹筐的样子，想起母亲偷偷把降压药减半吃为了省钱，想起那头被卖掉的黄牛——它叫大黄，是我从小养大的，卖走那天，它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不可能。”我说，“十二万八，必须退。那是我父母的血汗钱。”
潇潇的眼神冷下来：“那你就等着法院传票吧。我爸说了，如果你坚持要退彩礼，我们就反诉你家暴和精神伤害，索赔三十万。到时候看看法官信谁的。”
她转身离开，水红色连衣裙在灰扑扑的厂区背景中像一摊血迹。
四天后，我收到了法院传票。刘家果然反诉了，诉状上罗列了我的“罪状”：家庭暴力、人格侮辱、限制人身自由...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青春损失费共计三十万元。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整个乡镇。我去买菜，摊主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异样；汽修厂老板委婉地建议我“休息几天”；就连从小玩到大的发小，见面也躲躲闪闪。
最让我心痛的是父母。母亲一夜间白了半边头发，父亲则彻底沉默，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深夜才回来，身上带着泥土和树叶——后来我才知道，他去深山里采草药，那种长在悬崖边的珍稀药材，一斤能卖两百块。
“爸，太危险了，别去了。”我拉住他。
父亲甩开我的手，声音嘶哑：“十九万，要采九百五十斤。我算过了，一天采两斤，不到两年就能还清。”
“他们那是敲诈！我们不会输的！”
父亲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默娃，这世道，不是有理就能赢的。”
开庭日期定在5月20日。李斌帮我整理材料，收集证据，但正如他所料，有用的东西太少。我们能证明彩礼支付的有银行转账记录和证人证言，但对方有整个寨子的人作证，说我们婚姻破裂是我的过错。
“还有一个办法。”开庭前一周，李斌说，“找媒体曝光。现在彩礼纠纷是社会热点，如果有媒体报道，可能会给法院施加压力。”
我犹豫了。曝光意味着把最后一点尊严撕碎，让全国人都知道我们家的窘迫和失败。
但看着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我咬牙答应了。
县电视台的一个年轻记者来了，带着摄像机。采访进行到一半，刘家人不知从哪得到消息，冲了过来。场面一度混乱，摄像机被摔在地上，记者吓得脸色发白。
这段“暴力阻挠采访”的视频片段被发到网上，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舆论反转。有人说刘家蛮横无理，也有人说我是故意激怒对方好博取同情。最刺眼的是一条评论：“穷就别结婚，害人害己。”
那晚，我独自走到镇外的大桥上。这座桥建于八十年代，连接着两个乡镇，下面是几十米深的河谷。小时候，父亲常带我来这里，说桥是通往山外世界的路，好好读书，将来走出去。
现在，这座桥像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我站在栏杆边，风吹得衣服猎猎作响。手机响了，是母亲：“默娃，你在哪？快回来，你爸摔下山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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