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四月岷山雪未消，征鞍初歇访亭寮。
炉前听尽千般语，纸上凝成九转招。
笔挟风霜开雾瘴，文传羌寨动星韶。
和光不负苍生望，一纸丹书慰寂寥。
1989年4月的阿坝高原，残雪还凝在岷山主峰的眉睫间，春风却已顺着杂谷脑河的浪涛，拂过了汶川威州镇的厂房烟囱。离翁揣着州计经委政治部的一纸调令，站在岷山机械厂的大门前时，鞋尖还沾着马尔康至汶川公路上的泥尘，耳畔却已灌满了冲压车间传来的金属轰鸣。
调令的措辞简洁而明确：“抽调你委离翁同志，于四月上旬起深入州属重点企业，开展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调研，形成专题报告，为州委、州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落款处的红色公章，在高原的阳光下泛着庄重的光泽。离翁将调令叠好，放进中山装内侧的口袋，指尖触到口袋里另一张纸——那是他连夜草拟的调研提纲，分了“现状摸排”“问题剖析”“对策建议”三大部分，每一部分都列好了要走访的岗位、要访谈的人群，甚至连要记录的典型案例类型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作为州计经委的老科员，离翁对州属企业的家底并不陌生。从汶川县的岷山机械厂到马尔康县的阿坝州电力公司，从松潘县的木材加工厂到金川的有色金属矿，这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企业，既是阿坝州工业的脊梁，也承载着数万职工的生计与期盼。但这一次，他的身份不再是计划编制的审核者，而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调研者。政治部主任在临行前的嘱托言犹在耳：“离翁，治理整顿的关键期，企业的人心稳不稳，比产值增不增更重要。你要沉下去，听真话，察实情，写出一份能落地、能管用的报告。”
岷山机械厂是离翁调研的第一站。这座诞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工转民用企业，鼎盛时期有近两千名职工，生产的农机配件曾远销川西北各地。但近两年，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企业的订单量下滑，职工的工资发放出现了延迟，人心渐渐浮动。离翁刚走进厂部会议室，就感受到了一种压抑的气氛。厂长王建国是个五十多岁的羌族汉子，脸上刻着高原风霜的痕迹，他递给离翁一杯热茶，开门见山：“离翁同志，不瞒你说，我们厂现在是‘内忧外患’。外患是市场不好，订单少；内忧是职工心气散了，有人说‘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如回家挖药茶’，还有的年轻职工想辞职去沿海打工。”
离翁没有急于发表意见，而是提出要去车间走走。王建国点点头，带着他穿过办公楼，走进了生产车间。车间里，机床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工人们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在机器前忙碌着。离翁放慢脚步，走到一台老旧的车床前，看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工人正戴着老花镜，仔细地打磨着一个零件。老工人名叫李师傅，是厂里的八级车工，从建厂起就在这里工作。离翁走上前，大声问道：“李师傅，您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对现在的工作有啥想法？”
李师傅停下手中的活，摘下老花镜，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说：“离翁同志，我是厂里的老职工了，对厂子有感情。可现在，我们的工资三个月没发全了，孩子上学要花钱，老人看病要花钱，心里慌啊。不是我们不想干，是看不到希望。”旁边一位年轻工人接过话茬：“李师傅说的是实话。我们年轻人，想多挣点钱，可厂里的效益就这样。听说沿海的工厂一个月能挣几百块，我们这里才几十块，差距太大了。”
离翁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他发现，职工们的抱怨，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工资待遇低，收入不稳定；二是企业管理僵化，干好干坏一个样；三是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化，开大会念文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思想政治工作不是空喊口号，”离翁在心里默念，“必须要和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结合起来。”
在岷山机械厂调研了三天后，离翁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阿坝州电力公司。这家企业负责全州的电力供应，效益相对较好，但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离翁在走访中发现，电力公司的职工队伍结构复杂，有汉族、藏族、羌族、回族等多个民族，部分职工之间存在着沟通不畅的问题。尤其是在偏远的电站，由于工作环境艰苦，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匮乏。“我们这里除了发电，就是看山看水，连个报纸都要半个月才能送到，”一位在松岗电站工作的藏族职工告诉离翁，“有时候想家了，只能唱唱山歌。”
离翁走进电站的职工宿舍，看见墙上贴着肖丹巴乐团的海报，心里一动。他知道，肖丹巴乐团是阿坝州着名的藏族民间乐团，他们的歌声能打动各族群众的心。“能不能把民族文化融入思想政治工作？”离翁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想法，“比如组织乐团到企业演出，开展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增进职工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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